高校学生“双贫困”现象透视

当前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贫困生的经济、心理"双贫困"现象值得教育者关注.在经济扶贫各项措施深入实施的同时,应加强"心理扶贫"工作的力度.要扶贫先扶志,要在人格上尊重他们,营造校园健康的育人环境.     

非自愿搬迁经历与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兼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

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探讨非自愿搬迁移民的相对多维资产贫困以及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交互影响,并利用三峡库区非自愿搬迁移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自愿搬迁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状况较原居民严重,且非自愿搬迁也剥夺了移民代际再生产资产;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互补效应还会受到安置方式和安置时间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阻断移民代际贫困传递,以及采用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协同互补性来提高减贫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文化性"贫困探微

贫困成因分析主要有两个理论取向: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我国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导致的"结构性"贫困.当贫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并呈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的结构视角已无法拯救贫困,需要文化解释的介入.当前,城市"文化性"贫困从贫困群体的精神特征、社会交往状况和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三个方面凸现.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不仅要消除"结构性"贫困,更应该着手"文化性"贫困的疗治.     

农村健康贫困的演变逻辑与治理路径的优化

健康扶贫是健康中国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内容。虽然目前国内并不缺少对健康扶贫的研究,但大多都是把健康贫困作为整体性贫困的一个研究侧面,缺少独立地对健康贫困的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的研究,以及从健康贫困缘起和演变逻辑这一角度构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机制框架。所以本文从影响健康环境的"劣化"、疾病与贫困的"共生"以及健康贫困结果的"不可逆"三个主要特征,分析了健康贫困的发生逻辑、作用逻辑和实现逻辑。以此为基础,针对健康贫困演变逻辑的不同阶段,从健康参与能力、疾病应对能力和健康保障能力入手,分别提出对应的路径优化策略,为贫困地区有效认知健康贫困的具体成因及制定脱贫对策提供理论支持。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新型贫困的主要类型、成因及治理对策

实施精准扶贫,新型贫困不容小觑。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形贫困、代际贫困是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4种新型贫困。贫困治理的四重属性、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扶贫制度体系不畅是其三个层面的原因。亟需以精准扶贫成效为目标,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实践;以优化扶贫资源为关键,构建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格局;以完善扶贫制度为保障,构建中国特色的扶贫制度体系来寻求新型贫困问题的治理之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消除贫困之区域观 --学习"十六大"文件体会并以湖南省为例

当今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初级小康向全面小康的发展过程,而我国小康的这一转型过程是在区域环境差异极大和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中进行的,这就注定了我国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中国自己的突出特色,即要与消除区域性贫困联系在一起,建设全面小康和消除区域贫困成为现阶段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具有其结构的消长性、演进的阶段性、分布的区域性.以湖南省为例,区域性贫困的致贫因子大凡有5种类型,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以消除贫困县为指标之一,2050年前要以消除贫困乡为指标之一,具体举措有转变观念、环境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社会贫困趋势与反贫困战略走向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和制度设计诸因素,促成社会贫富分化,并使社会贫困呈现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趋势。政府需要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重新审视扶贫主体、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重点,并作出富有实效的反贫困制度安排。     

我国农村扶贫对象动态甄别机制的构建路径

构建高效准确的贫困对象甄别机制,是扶贫开发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当前我国扶贫工作中存在资源配置集中、扶贫监测滞后、贫困统计多口径等造成的扶贫对象甄别有偏,导致扶贫资源配置错位问题,从贫困对象"进入"和"退出"角度,构建了扶贫对象自愿申报、政府部门自动识别、脱贫对象主动退出、公众参与评议"四位一体"的动态甄别机制,实现贫困群体由"甄别有偏"向"高度匹配"转变,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     

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为了减缓农村贫困,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扶贫文件,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本文考察了扶贫政策出台的背景,回顾了扶贫政策的历史,指出了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试图表明的是,要想真正减缓农村贫困,政府必须加大扶贫力度,改变现存扶贫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及其世界意义

消除贫困是全世界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过七十余年的反贫困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为逻辑思路,以"志智双扶"为根本要求,以转变扶贫模式为必由之路,既是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又是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为全球减贫事业,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对世界范围内减贫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

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过去的扶贫模式大多依赖财政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环境,金融方式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并不到位,更没有注重贫困人群行为心理的改变,尤其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诉求等很容易被忽视。而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贫穷有与其相应的行为特质,扶贫应该且必须考虑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基于此,本文借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特质,结合区域性"贫困陷阱"假说阐述了金融扶贫的正负效应,研究认为: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贫困人群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本文进一步依托行为经济学理论,从金融信贷、金融储蓄和移动金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行为进行了机制设置,并提出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建议。     

教育阻隔代际贫困传递的价值和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这是充分强调教育扶贫功能的体现。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聚焦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社会发展要求,从教育对"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和措施等几个方面,基于美籍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的视域,进一步深入探究教育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内部机制。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的本质是人基本能力的缺失和被剥夺,通过教育可以提升贫困群体的文化素养和和职业准备,增加劳动技能,从而提高经济收入,减少贫困的发生率。在"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教育研究视角中,一方面,经济贫困导致受教育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不高反馈在经济收入具有正相关。因此,教育资源配置要均衡化,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教育信息化是缓解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重要手段,越是在贫困地区越需要加大教育信息化投入。设置教育扶贫专项,向受教育不利的贫困儿童倾斜。在教育扶贫制度设计中,充分考量有效性、差异性和补偿性,形成多元化的资助体系。     

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基于199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各类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和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各类公共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农村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农村的绝对和相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农业科技三项支出的扶贫效果显著,专项扶贫基金只对绝对贫困的扶贫效果显著,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农村贫困测度解读

测度和识别农村贫困的指标,如贫困线、贫困指数,以及不同的贫困测度方法,基本上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为无差别的贫困,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研究与实施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中性特征,忽视了农村妇女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更具脆弱性的特点.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贫困测度方法,有利于加快对农村妇女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扶贫减贫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