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的贫困及其根源探究

文章说明了以单身女性为户主并携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贫困群体,剖析了造成"贫困的女性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在贫困的结构性解释及"贫困文化"假设这两个理论基础上,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家庭结构变迁和婚姻价值观的改变对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的贫困现象所造成的影响。     

论地方性知识的贫困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从贫困文化的消极面去解读其意义,倾向于认为贫困文化是阻碍贫困群体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为我们理解贫困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视角来看,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在特定的生存情境下形成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只有客观全面地解读贫困文化对贫困群体的意义,才有利于我们改造贫困文化,消除贫困.     

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物质生活贫困问题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贫困系学界关注较少的一个问题.基于收入与住房两个层面得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物质生活层面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从结构与文化视角立足于城市体制性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因素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贫困文化等层面剖析了致贫原因,提出从发展教育培训提升素质、强化城市社会救助支持、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消减贫困.     

转型期城镇贫困群体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城镇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新疆的城镇贫困群体具有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呈现这一状况除社会原因外,还包括家庭及文化等个人原因。要减少城镇贫困人口,必须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分配方式等,以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香港的贫困及救助: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

对于贫困问题,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对于香港的贫困救助,香港一直坚持"低税制、低福利、高发展"的路线,结合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际建立了相当完善、颇具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香港模式融合了西方补救型福利和东方儒家文化的特质,在救助目标、救助对象、救助主体、救助标准和救助内容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香港模式对内地的社会救助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城市贫困分析(1989-2009)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主要针对农村贫困问题,但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干预将日益重要。从城市贫困研究容易争论的两个问题出发,简要介绍了中国城市贫困的由来及其原因,分析了城市贫困的特征及表现,并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实用了多种贫困测量指标对城市贫困状况进行测量,得出了城市绝对贫困在1989～2009年期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相对贫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不公平程度也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等结论。最后,针对实证测量结果给出系列缓解城市贫困的建议。     

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然而,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中新出现的贫困群体却在不断增加.     

农民工“可行能力”的贫困

"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工业化两种力量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在社会中整体处于弱势地位.本文采用了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群体总体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原因--"可行能力"贫困.而"可行能力"贫困的具体原因是五种" 工具性自由"的缺失.文章按照工具性自由的五个维度具体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 贫困的原因,并在最后给出几条提升农民工"可行能力"的对策.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对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贫困定义上，已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社会排斥；在贫困成因上，形成了包括个人主义、贫困文化、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多种理论解释。比较而言，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基本上局限于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特征、形成原因和解困对策问题的探讨。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并表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非自愿贫困":中国扶贫新视角

区分"非自愿贫困"与"自愿贫困",构成考察贫困的新视角.以新视角研究贫困,将获得扶贫的新观念.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力度,提高扶贫工作针对性,强化扶贫攻坚成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高校学生“双贫困”现象透视

当前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贫困生的经济、心理"双贫困"现象值得教育者关注.在经济扶贫各项措施深入实施的同时,应加强"心理扶贫"工作的力度.要扶贫先扶志,要在人格上尊重他们,营造校园健康的育人环境.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贫困的定义与我国反贫困问题思考

用低收入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贫困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需要。一个人的贫困,除了生存需求的保障,还应包括权利、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应采用相对标准,如居民平均收入的30％～50％或5％～10％最低收入人口比例而非某个人为的绝对值。反贫困工作在国家来说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对贫困者的关切和救助。真正的反贫困行动,除了给予贫困者生存和生活保障,还应积极铲除人们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帮助他们踏上发展的阶梯。     

贫困人口问题治理思路探析——以四川省茂县为例

四川省茂县是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区,地处龙门后山断裂带和汶川地震核心区,具有特殊的自然、人文特征和复杂的贫困人口问题,典型性很强。解决好当地的贫困人口问题,对全国所有生态脆弱区、民族文化区贫困人口问题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茂县案例的初步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脆弱区和民族文化区在开发式扶贫中,必须注重开发和保护的平衡,开发重点是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此外,还应避免将扶贫和地区开发混同。     

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

共享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是我们认识发展、分析发展、解决发展的理论武器,是推进脱贫攻坚的战略抓手。努力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一是用红色基因改造贫困基因、重塑农村精神,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是把党的支部建立在产业发展链的关键节点上,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组织基础;三是积极探索农村新型集体化道路,建立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生产资料基础;四是加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经济利益基础;五是正视贫困群众群体的内部分化抓住扶贫的重点、要点、难点,做实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工作基础;六是坚定脱贫攻坚信心与目标的同时正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艰巨性,做好久久为功、打硬仗、打攻坚战、打持久战的认识基础。     

西部生态脆弱与资源约束型贫困

西部生态脆弱地带与贫困地区之间存在高相关性。缓解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振兴教育,调整扶贫政策,平衡贫困人口数量与资源供给能力。     

水库移民贫困人口主体性缺失及其重塑

在当前自上而下的贫困移民扶贫攻坚战背景下,脱贫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本在于贫困移民自身的参与。现实情况是,被动迁移影响水库移民主体性的发挥、后期扶持项目对贫困移民缺乏针对性以及农村扶贫项目中贫困移民被动边缘化等因素造成贫困移民不能有效发挥主体性作用,并在扶贫实践中处于被帮助的客体角色与地位。而塑造贫困移民的脱贫主体性是实现水库移民脱贫解困、实现全面小康的根本所在。基于“合理赋权、内外结合、上下联动、标本兼治”的工作原则,应从尊重并保障贫困移民的参与权、规范政府部门和水库移民社区间的互动关系、有效盘活贫困移民家庭的各类生计资本、完善后期扶持项目的绩效评估、转变贫困移民的发展思维等方面来塑造贫困移民的脱贫主体性。     

戴表元诗学思想的"穷"、"游"之论

在诗歌的发生这一问题上,戴表元认为“穷”与“游”是最重要的两个契机。而戴表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诗学思想,正是他立足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际及诗歌创作道路,对当时诗坛深深思考的结果。     

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机制创新

“贫困”是可以进行多维解读的概念,反贫困也因此依托多重话语体系来指导具体行动思路,总体而言概括为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地区长期以“经济”贫困为基本导向,重点解决经济贫困问题,而反贫增收成为当下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民族地区可以依托民族文化产业,创新反贫增收机制,开拓民族文化产业反贫增收新机制。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