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社会资本与政府反贫困治理策略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分布具有不平衡性特征,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陷入关系贫困的境况。关系贫困是在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贫困分析范式。从关系贫困的视角,政府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其具体策略应包括提高贫困者的社会地位,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增加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     

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持久收入假说给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理论解释。教育、思想习俗、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不足,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匮乏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借鉴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在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经济机会的获得、受教育权利的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等制度体制层面加以创新,以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     

农村反贫困中的信任建设

反贫困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中国的反贫困研究已经从传统消极的政策支持向积极鼓励贫困者互助与自助结合转变,贫困地区社会资源的匮乏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仍然是贫困主要原因,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在反贫困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评价与视角选择

反贫困战咯的效果必须经过贫困缓解的状况来评估和考察。从我国农村贫困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来看，反贫困战略的制定与运行尚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过于强调贫困的物质内涵，忽略了贫困及反贫困的人文特征，因贫困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发展的内在张力缺损。在新形势下，农村反贫困战略重点应转移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上来。     

从救济式到开发式:中国扶贫思想的转变

贫困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一个普遍现象,而贫困产生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从把贫困归结于贫困者本身,到将贫困作为社会和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无疑在一步步深化。与此相适应的是反贫困思想的转变。从单纯的实物及服务救济到今天帮助贫困人口的真正自立,中国扶贫思想经过了一个由救济式到开发式的转变过程。但是这并不是说救济式的扶贫方式从此便被遗弃。由此通过分析指出,实行以开发式扶贫为主,救济式扶贫为辅的措施,才能真正的帮助贫困者摆脱贫穷的困扰。     

社会贫困趋势与反贫困战略走向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和制度设计诸因素,促成社会贫富分化,并使社会贫困呈现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趋势。政府需要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重新审视扶贫主体、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重点,并作出富有实效的反贫困制度安排。     

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贫困实质是缺少自由、缺少生存发展机会与能力的可行能力贫困。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其直接的目标指向于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而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农村扶贫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社会工作者在我国城市反贫困中的使命和角色

社会工作的使命是“扶贫济弱、助人自助”,贫民和劳工是社会工作的两大传统服务对象。由于对致贫原因看法的不同,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围绕改变贫困者个人而开展的助人活动,二是围绕改变贫困者周围的社会环境而开展的助人活动。这两类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所以社会工作在城市反贫困中以推动社会政策制度和改变为主,同时也强调贫困者的自立。由此形成了社会工作在政策制定环节中的贫困者利益维护者,政策执行过程中需求的评估者;致力于提升贫困者能力的使能者;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倡导者和为贫困者解决实际困难的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     

多维度视角下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欠发达地区的精神贫困探析

精神贫困是欠发达地区物质贫困的对应和人文表现,它既是贫困者的人生追求、人生信念等的价值理性范畴,也是贫困者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能力等的工具理性范畴,具有社会历史性、相对独立性、复杂性、隐蔽性等特征。欠发达地区的精神贫困,需要通过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知识教育的深入开展,城市化的推进,才能构建主体意识、价值观念体系,重塑人格文化。     

关于重新构建我国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思考

贫困测度是反贫困实践的重要前提。与国际标准相比较,我国贫困测度理论及其指标体系存在许多差异。从贫困测度理论建设及服务于反贫困实践需要角度出发,必须重新构建我国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应统一贫困测度的基本指标统计口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体现综合性、衔接性特征;基础度量指标应与国际标准化度量体系相结合。     

供暖体制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制度性缺陷

供暖体制改革后,很多城市针对困难群体的采暖需求实施了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的采暖补贴政策。长春、哈尔滨、太原和天津四个试点城市的采暖补贴政策表明,政府的采暖补贴只覆盖了低保户中的极端贫困者,而企业的补贴则明显地倾向于收入较高的群体。大多数低保户以及处于贫困边缘的低收入家庭既不符合享受政府补贴的资格,其工作单位也往往由于经营困难而无法分担其采暖费用。因此,供暖改革不仅明显地加剧了当前贫困家庭的经济困境,也使相当一部分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由于生活费用的增加而陷入了新的贫困。供暖改革对贫困及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反映了我国现行社会政策在公平和效率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政府需要对社会政策的积极作用以及缺少社会政策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有充分的认识,制定积极的政策帮助社会成员增强其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能力,从而减少或避免使他们陷入贫困的因素。     

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发展伦理视域下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反贫困经验的反思和对国内反贫困实践的梳理,认为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深层次讲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反贫困不仅要有经济发展,也要有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建构。正因为如此,需要基于发展伦理的视角审视和建构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对策。     

农民落后思想致贫的路径分析及现实意义——民生问题的一种研究视角

文章探讨了发展经济学家关于人的思想观念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和路径,诠释了农民典型落后思想导致农户家庭贫困的具体机制和路径,并通过对中国反贫困历程的反思,得出"贫困者自身落后的思想素质乃贫困之总根源"的结论,提出"思想反贫困"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说,我国农村贫困是多维度贫困的综合状态,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发展机会丧失,发展权利缺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反贫困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政策模式,偏重于经济上的救济,而不注重培育发展的理念,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要素嵌入反贫困政策,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转型方向,是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创新路径。     

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创新研究》

现代社会中,社会救助制度作为反贫困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给予救助的制度,是农村居民维持生存和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障农村生活困难群众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贫困原因复杂,贫困程度各异,甚至有的地区返贫压力还在不断增大,因此,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加强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创新研究,对于缓解贫困、     

论城市贫困群体的自生能力与政策创新

国内外对贫困的认识正从外显的物质与收入的匮乏转变为内在的能力的剥夺,而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还未适应这种转变,仍以政府主导救济式反贫困为主,忽视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和脱贫意识的激励。因此应注重城市贫困群体自生能力的构建,增强其基本生存能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视贫困群体为反贫困的第一主体,从环境、机会与意识三个方面提升其自生能力,并在反贫困政策的目标定位、内容转向和具体实施方面加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