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机构应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分析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指出我国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由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机构应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分析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指出我国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浅析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最高人民法院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将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医疗机构败诉。这与原先所施行的"谁主张、谁举证"民事举证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截然不同。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举证责任分配新规则,对医务界至关重要。     

正确应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

今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其中第四条第八款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问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举证责任."该规定将医疗纠纷中原来患方的举证变为医方举证,即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今年9月1日已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规范医患行为,处理医疗纠纷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法规条例的相继出台在医疗卫生界引起强烈反响.     

论血液制品致人损害侵权中产品责任的适用

文章系统地从法律的适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和免责事由等方面阐述了血液制品一般缺陷致人损害侵权中如何适用产品责任的问题。文中重点指出，此类侵权同时属于医疗行为侵权，因此在因果关系上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同时，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也兼具督促医院及时保留血液制品残液之目的，建议对血液制品存在缺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损害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改革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诉讼中的关键问题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完善和创新。在对《侵权责任法》之立法规定进行评价与反思的基础上,综合考量举证责任倒置的利弊得失,进而尝试对我国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继续完善路径进行理论探讨。     

我国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倒置制度

《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使我国有关医疗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有了很大变化,本文通过分析有关医疗事故侵权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探讨医疗事故侵权举证责任倒置的合理性,研究举证责任倒置在新法施行后是否能够继续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探究《侵权责任法》对于举证责任作出改善的原因,并提出完善法律的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求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侵权案件。     

医疗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与利益衡量

对于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各国都在一般规则之外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分配权力。我国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一改过去要求医院对其不存在医疗过错负举证责任的做法,有加重原告患者举证负担的嫌疑。这种新规定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知,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后,司法实务界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利益衡量理论,对《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证明责任倒置的适用

2009年《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后,共同危险行为、医疗侵权、物件侵权3种情形是否适用证明责任倒置？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证明责任对象单一因果关系,属于减轻或免除其责任事由,因此,共同危险行为中不存在适用证明责任倒置问题。医疗侵权纠纷中,不能笼统地说《侵权责任法》第58条属于对医方过错的证明责任倒置,但《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关于医疗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仍应适用。建筑物等设施倒塌、妨碍通行物、地下设施的物件侵权责任不适用证明责任倒置。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之管见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与既往的法律法规大有不同,该法实施后举证责任、因果关系与过失责任等一系列医疗损害中最常见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笔者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只要医疗事故需要鉴定,举证责任倒置就存在。如果《侵权责任法》要求的是严格责任,则某些过错的确认,就不再需要确立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赔偿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分配探析

《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医疗损害赔偿实行的过错责任原则及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因课以医疗机构较重的举证责任而饱受诟病。《侵权责任法》意图将举证责任在患方和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均衡,但存在矫枉过正之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作用十分有限。为确保公平公正,应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立法例,减轻患者的初步证明责任,以求平衡医患双方利益,缓和医患双方矛盾,更好地解决纠纷。     

环境损害责任与全球环境法的兴起

全球环境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环境法律移植和创新的深入发展而得以产生和演进的,其中,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堪为缩影和写照。在国内法层面,为了克服污染受害者起诉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性障碍,一些国家采取了放宽因果关系证明要求和转移举证责任等多种因应措施。然而,在国际层面,对于针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环境侵权行为的诉讼,美国法院往往以不方便美国法院原则、适用《外国人侵权法》在美国起诉须以被告违反国际法为条件、非居民外国人不具备审慎起诉资格等为由而拒不受理,致使环境受害者在美国的诉讼阻力重重。作为应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典型的立法对策是,规定一旦案件在国外起诉,国内法院便自动丧失管辖权;在原告所在国起诉的,允许以被告所在国的法律来计算污染损害赔偿额,等等。因而,一国对外国原告提起的环境诉讼的接受和承认外国判决之互惠条件准则的出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跨国环境私人诉讼将不断推动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的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也将成为全球环境法新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成年人运动伤害归责原则的法经济学分析

通过分析未成年人运动伤害事故时,教育机构和未成年学生及其监护人在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两种归责原则下的博弈行为选择,可以判断出过错责任原则对教育机构、未成年学生及其监护人的行为进行调整则更有利于社会福利。过错推定原则降低了案件的归责成本,减少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成本,减少了弱者的举证成本。依据未成年人的年龄、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幼儿园、中小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在运动伤害事故中的侵权责任分别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推定原则是合理的。     

"缺陷出生"侵权疑难问题的解析

医疗机构在产前检查和诊断过程中过错侵害患者的知情权，导致终止妊娠机会丧失，引起缺陷出生，严重损害婴儿父母权益，理应承担侵权责任。缺陷出生损害赔偿不会损害孩子尊严，也不会增加防御性医疗，反而有利于降低和分散产前诊断失误的风险。因缺陷出生引起的特殊抚养费用应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用损益相抵规则。      

关于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纠正了《办法》中医疗事故界定范围较窄面对患者利益保护不周的立法缺陷,但其"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它后果"方构成四级医疗事故的规定与民法所倡精神相抵触,应将"明显"两字删去。医疗责任包括医疗服务合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尊重受害人的请求选择权完全符合《合同法》总则和分则规定的要求。依消费理论和国外法则可认定患者为消费者,医患纠纷适用《消法》应属正当,完全符合人本精神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     

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规定探析

我国侵权责任法用专章对医疗损害责任做出了规定,医疗技术损害归责原则实现了从过错推定原则向过错责任原则的回归。医疗技术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判案,有利于查清事实、分清责任,能够使法院居中、公平合理地处理医疗纠纷,也有利于调整、平衡医患双方心态,促进医患和谐。但在患者知情同意权实施后,在充分考虑到患方的实际举证能力的前提下,医疗技术损害案件在特定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转换制度,更需要补充条款提供有关医疗机构免责的法定条件。     

对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良性发展路径的思考

目前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立法保障、缺少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不完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单一、发展医疗责任保险的专业力量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寻求科学的对策,寻求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良性发展的路径:政府方面,应当制定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强制推行该制度;保险公司方面,应当完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提供差异化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加快医疗纠纷处理人才的培养,建立医疗风险信息数据库;医院方面,应当要求各医疗部门和医护人员做好本职工作,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患者方面,应当具有风险意识,根据个人情况购买个人意外事故保险,在出险后,患者不仅可以获得医疗机构的赔偿,也可以从意外事故保险中获得补偿,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保护义务与保护责任——广州谭静醉酒坠楼案引发的思考

广州谭静醉酒坠楼案以法院判决的形式，确立了朋友间因聚会饮酒而产生的互相照顾义务。这种义务既不同于《合同法》的约定义务，也不同于《侵权责任法》上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定义务，而是特别结合关系下当事人之间互负的协助、照顾义务，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范畴，只能基于个案裁判予以判断。这种义务与先契约义务、契约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具有同质性，可合并成为民法上一种新类型的民事义务，即保护义务，违反保护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是保护责任：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

各国法律在认定人工智能侵权主体方面缺乏适当的请求权基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物之客体局限性的表达也使得人工智能处于法律主体认定的模糊地带。为了厘清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确认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从生理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论证人工智能产品的物权属性,得出无人驾驶汽车的产品属性,进而确定责任主体:生产者、销售者、设计者以及操作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为规范依据,对比生产者、销售者、设计者、操作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设定3个侵权场景即无人驾驶汽车和行人、无人驾驶汽车和普通汽车以及无人驾驶汽车与无人驾驶汽车来确定四者在人工智能产品侵权时的法律地位。在人工智能侵权场合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侵权者,由其来证明自己无过错,一方面减轻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侵权行为和结果之间成功搭建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本身不能作为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而是作为客体并适用规范客体的法律来分担侵权主体之间的责任,在侵权事实出现时,针对不同的主体运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使责任得以合理分配。     

论中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几个问题

举证责任的倒置 ,是对举证责任分担一般原则的例外规定和必要补充。在民事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是与民事实体法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相适应的 ,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思想的必要体现。举证责任倒置 ,主要要考虑举证的难易和是否有利于实现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举证责任倒置仅适用于几种特殊的侵权纠纷案 ,应在医疗纠纷案、共同危险致人损害的侵权纠纷案和妨害对方举证的行为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