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人员陈述的证据属性——廖宗荣案及其展开

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对于“瞬间违法”的案件可以适用当场处罚程序,其证据困境主要发生在当事人违法事实发生时,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场的情况.对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由于缺乏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往往遭遇证据不足的尴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行政机关用什么作为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在类似廖宗荣案的“瞬间违法”案件中,行政机关并非无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尽管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案件现场,但执法人员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以利用技术性的方法转化为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或者证人证言,以因应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需要.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与证明问题是该程序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该程序的证明问题涉及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且通缉后一年未能到案的事实、拟被没收的财物属于违法所得以及拟没收的财物不属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主体进行讨论,不同主体证明的要求不同;同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阶段讨论,不同诉讼阶段也应当坚持不同的证明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确立二元制的证明责任体系,证明责任的承担应当以证明对象为基础,同时以证明标准划分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     

论行政许可违法及其法律后果

行政许可违法是行政许可实施中经常发生的一种行政权失范现象。分析行政许可违法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深入认识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后果,对于解决行政许可实施中存在的违法问题,避免行政侵权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环境刑事违法的恢复性司法研究

环境伦理的发展和地球环境的恶化,为环境刑事违法的惩治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诉求。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对于以恢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平衡与和谐关系为目的的环境刑事违法的惩治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与环境刑事违法惩治的理论互恰基础上,探讨环境刑事违法惩治中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与制度建构具有理论可能性和现实迫切性。     

论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

为了实质公正地处理刑事案件,必须把违法阻却事由分成三类:一是法定违法阻却事由,二是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三是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是指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且侵害了刑法法益的行为,由于保护或促进了当地社区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利益,当地群众普遍认为不违法,所以虽然不符合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和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条件,但根据利益权衡仍能阻却刑事违法的情况。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承认和采纳非典型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具有合理性,但必须严格掌握它的构成要件,深刻理解其阻却违法的根据仍在于利益权衡。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体适用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部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在具体适用上存在较大理论和实践争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本质是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说没有全面认识到该程序的本质。司法解释扩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严重背离了程序法理和制定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没收”的性质是“特别没收”;证明对象包括:被追诉人存在犯罪事实且该被追诉人已死亡或潜逃,被追诉人存在的犯罪事实与请求没收的财物之间具有实质联系。对于“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的解释应当遵循实质联系的标准。     

试探行政违法

相对于刑事违法、民事违法和经济违法而言,人们对行政违法较为陌生.这不仅表现在法学理论界对行政违法论述甚微,而且表现于实际部门中的人们所抱有的种种误解:有的以为我国尚无行政法,把“行政违法”看成是法学家的“杜撰”;有的认为违反行政法谈不上违法,否则是“无限上纲”,等等.笔者希望对行政违法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行政法制观念,以促进国家行政管理的法制化.     

行政违法理论的再梳理

从历史发展的线性来分析,行政违法形态应当分为三类:行政职权的违法、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程序的违法;这三种行政违法形态的顺序是逻辑的和不可变更的.此理论既符合理论上简洁精致的要求,也可以适用到司法实践中,从而节约行政执法资源和行政审判资源.     

论违法手机短信广告的法律规制

手机短信广告属于网络广告的一种.违法手机短信广告是指违反我国广告法律、法规的手机短信广告.本文通过对违法手机短信广告的概念、特征、种类进行分析,找出了我国部分地区违法手机短信广告泛滥的一些原因,并就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治理违法手机短信广告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规则,如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等在立法上付诸阙如,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一定困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是一种刑事特别程序,综合考量证明标准在调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中的重要杠杆作用,证明标准应限定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之间,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事实”“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实质联系,举证责任分配可以考虑采取检察机关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利害关系人举证的例外情况相结合.     

违法相对论之困境、提倡与进路——以刑民、刑行交叉为视角

刑民交叉、刑行交叉的案件日益增多,违法相对论表现出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双重困境: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等理论之间概念混淆,界限不清;涉及违法性判断的同类案件适用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基于对不同违法性判断方法的规范性分析以及典型案件裁判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违法相对论在理论与实践中更具优势,符合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应当坚持违法相对论,走一条自我否定、不断优化、适时更新的发展路径,以有效解决违法性判断的难题,化解实践中同案异判的矛盾.     

论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是一种针对物而非针对人提起的、不涉及定罪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它的证明应当有其特别之处。在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没收时,提出异议的财产利害关系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与定罪证明标准不同,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应当要求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应当低于定罪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证明对象范围主要是与违法所得有关的事实。     

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一个比较的分析

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是司法审查中的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行政程序违法的判断需以科学界定"法"的外延为前提,同时应充分考虑行政执法的实践.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不同于实体违法,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灵活处理而不以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惟一结果,乃是域外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违法相对论的肯定与限制 ——兼及法益重合论之提倡

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民、刑行交叉案件对违法性判断的标准和程度都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亟需理论回应.违法一元论无法从逻辑上正确推导出法秩序统一的结论,而违法相对论可与法秩序统一原理更好地兼容.且作为违法一元论理论根基的二次规范理论,逻辑上并不妥当自洽,也无实践操作之可能.不同部门法的目的各异为违法相对论的合理性证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可以为公民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指引.比较而言,违法相对论更为合理、可行.在以违法相对论为基础判断刑事违法性之时,应根据不同部门法所评价法益是否重合而区分对待.     

从茂名159人买官想到的

不久前，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戒勉谈话16人。     

茂名159人买官之联想

不久前，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戒勉谈话16人。     

证券监管的博弈分析

运用博弈论理论,建立了证券监管问题的非合作博弈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纯策略均衡和混合策略均衡的分析,从理论上确立了预防证券违法的思路,并结合实际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问题,认为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违法操作已成为投资者的占优策略,而监管者则是在有选择的监管.因此,加强证券监管不仅要加大对违法操作投资者的惩罚力度,也要对监管者施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警察违法暴力原因分析

警察违法暴力是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实施的违法暴力行为,包括刑讯逼供等职务暴力,也包括其它非职务暴力,警察违法暴力根源于警察权的天然暴力性。人们对警察的畏惧与对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警察违法暴力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司法授权、司法监督、司法救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位,现行警务管理体制的弊病则在制度上催生了警察违法暴力。此外,警察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防治警察违法暴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法治文化问题。     

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研究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享有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事实上却在行使着该权力,检察机关行使该权力的规范依据见于现行司法解释。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的行使范围是民事诉讼违法行为。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方式多样,但应当严格禁止使用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或者财产权利的强制性调查措施。民事诉讼违法调查权行使程序包括启动、进行和终结三个方面。     

论违法行政责任的分类

违法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应当依法承担的不利后果。为了深化违法行政责任理论和完善违法行政责任制度，应对违法行政责任作以下分类研究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责任和行政公务人员的违法行政责任，内部违法行政责任和外部违法行政责任；补救性违法行政责任和惩罚性违法行政责任；财产性违法行政责任和非财产性违法行政责任；权力机关追究的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机关追究的违法行政责任和司法机关追究的违法行政责任；抽象违法行政责任和具体违法行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