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试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调和性质

很多学者认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否定,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树起了反体系、反逻辑、非同一性的大旗,申明了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态度。然而,仔细分析阿多诺的运思逻辑可以发现,他对理性、逻辑、体系、传统等的态度并非那么决绝。恰恰相反,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对它们仍有肯定的一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立场使他不得不运用过于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哲学主张。根本上讲,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强烈的调和性质,是一种调和哲学。     

柯勒律治与法国大革命

柯勒律治是英国湖畔派诗人、社会批评家以及19世纪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从激进早年到保守晚年的转变.他最初同情法国大革命,随着革命的发展,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转而批评法国革命理想和原则,揭露拿破仑统治的残暴本质,并且批判了法国启蒙哲学家.柯勒律治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丰富了我们对这场革命的理解.     

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新解读

马尔库塞作为西方激进的社会批判家,他把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融人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现代人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他批判统治者运用技术理性控制人的发展,使人的生存异化,也分析并批判了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悖论问题。他反对单向度技术范式对人的统治,强调运用“新技术”来促进人的爱欲解放。     

袁中道: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兼论其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

袁中道作为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他自身的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与袁宏道以及他自己的前期比,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的改变有直接的联系,并由此导致了后期公安派激进立场的弱化.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形象的审美价值与茅盾的选择

茅盾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视人物塑造。在他所塑造的成功形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独有的审美趣味。本文通过对他两大人物系列的分析,指出在茅盾人物塑造过程中始终蕴含着一种否定精神与批判态度。在阐述茅盾创作实际的同时又着重分析了这种独特审美心态的成因。这就是以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现实的作用。并根据“心理定式”理论分析茅盾的创作实际,指出茅盾虽然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他对批判现实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背离,在有些方面又高于批判现实主义。     

金钱：恶魔还是天使——张黎明小说漫评

金钱,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一直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张黎明在她的作品中同样把追逐金钱者描绘成不配有好命运的人.但这种对金钱的理解也许过于偏颇,因为金钱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是对它的态度如何.     

文化政治批判:伊格尔顿与后现代主义论争

后现代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背道而驰,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迎接挑战,旗帜鲜明地从文化政治批判视角切入后现代主义论争,将后现代主义的起因归结为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的失败,并从后现代主义激进姿态中看到其保守本性: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犬儒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于是伊格尔顿对其展开针对性的批判,主张回归社会主义宏大叙事。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清算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中国学术界在移植后现代主义时必须做的工作,因此特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值得深思。     

绝望地呐喊——浅析余华的早期小说

余华是先锋派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他之所以取得那么高的成就 ,是因为他正视现实的勇气 ,和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从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余华的早期创作 ,我们发现余华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 ,从而导致了其作品里充满了苦难和绝望     

张承志及其小说中的“他者”化意识

张承志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他深刻地体会到主流汉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势压力,于是在他的创作中,主动地亲近了那些被"他者"化、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从地域的选择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成功地实现了为被"他者"化的文明立言的目标,使那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文明重新被发掘。可以说,张承志成就了被"他者"化中的文明,同时"他者"化的文明也成就了张承志。     

张承志文学探索的思想内质

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的一面旗帜,作为旗手,他一直致力于文化探索,其内涵和思想核心是寻找精神家园,这一探索契合了新时期知青文学的追求。在文坛上我们称之为家园意识。     

诗意地栖居--论乡村家园想象中的客居者"回家"之旅

人生如寄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面对当下种种不堪而生出的苍凉感叹,喻指主体的一种精神客居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规约着张炜、莫言、萧红、张承志等现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其小说叙事形态共同体现出一种精神客居者“回家”的意向。基于言说主体自身的差异,其笔下大致呈现出三种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径,那便是回到大地、回到童年、回到心灵。     

民间英雄史诗：张承志和张炜的想象

英雄主义豪情,不仅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创作的诗性气质,而且,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对生活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英雄形象塑造。这就涉及张承志与张炜作品中的“我”或“主体抒情形象”与“民间英雄”之间的深刻关联问题,从诗学意义上说,这涉及作品中的“替代的主体”或“诗人自己”。张承志和张炜对英雄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历史主义的真正透视,对民族命运的直接关怀,使他们的史诗性创作显示出“绝代的光华”。     

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以张承志为例

张承志的小说一直以来致力于民族、宗教、历史的发现与思考,努力确立自己的终极人文关怀.其急迫的危机感、执著的民族意识,逐渐融合到以"人"为个体的最深层的"尊严"中去.在这个"尊严"的背后,各种中西方的情结交织、意识纵横、自由想像,以及自我低吟,都是构成张承志小说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部分.张承志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已经超越个体而达到集体身份,这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加以体察,也涉及宗教与信仰问题.在其创作阶段中可以清晰地找寻到一切有关"战斗、征服、家园、族裔"的文本世界的价值指向,这包括许多零散的甚至破碎的意义.     

敢问路在何方：皈依还是超越？－试论张承志与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及其文化功用

艾特玛托夫的影响是张承志体认天山民族心情、将自己的精神探索向宗教领域延伸的原因之一.艾特玛托夫经历了对本民族伊斯兰文化和俄罗斯基督教文化的两次超越,达到了促进不同宗教文化融合、统一的世界文化的层次.张承志则背离汉文化传统皈依伊斯兰教,用被他拒绝的汉语言诉说实际上说不清的哲合忍耶派.他失去了读者.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

虽然90年代中国文学状况要比80年代复杂得多,但是,其主导性精神仍然十分明显.张承志等对世俗欲望的激烈否定是90年代初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随后便是更大规模的世俗化运动,欲望书写成为普遍的潮流.现实主义冲击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但其叙述框架难于摆脱陈旧的思想模式.     

无边的神圣——对张承志小说的宗教诗学透视

张承志是一个以信仰为文的作家 ,信仰作为一种特殊而抽象的精神取向和价值提升 ,已成为贯穿作家为文为人始终的诗意积淀。本文以张承志的小说为切入点 ,试从“意义求取”、“时间哲学”、“沉醉体验”等三个维度对张承志的宗教人格做出宗教诗学的内部深层透视     

站在辽阔的草原上——从文艺民俗学视角论张承志《黑骏马》

《黑骏马》是一篇反映草原游牧文化的“文化寻根小说”,其在形式、内容和艺术感染力上都有独到之处．是专业文艺与民俗学相结合的一个较成功范例。小说在人物塑造、结构与情节构建、环境描写语言三个方面都运用了民俗的方式和效果,尤其是对蒙古古歌《钢嘎·哈拉》的使用,成为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     

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

诗和小说在叙述上是相通的。“二张”和阿来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小说创作,让诗和小说达到了灵与肉的真正统一。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熟稔加强了这种融合,其小说的诗意叙事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神,换言之,诗人的梦想在小说中得以实现。3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意象进行艺术构思,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诗意氛围里得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