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编修之西夏史籍述要

清代学者编写了数量可观的西夏史籍,洪亮吉的《西夏国志》、王昙的《西夏书》、秦恩复的《西夏书》、陈崑的《西夏事略》等原书均已不传,徐松的《西夏地理考》据称国外有传本,沈垚的文章收入其《落帆楼文集》中,周春的《西夏书》有残本传世。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张澍的《西夏姓氏录》和《西夏纪年》、王仁俊的《西夏文缀》和《西夏艺文志》、无名氏编纂的《西夏志略》等书均完整传世。这些西夏史籍的问世和流传,丰富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内容,为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西夏军事体育与科学技术

西夏是公元１０３８年建立起的王国。西夏能够立国归结于西夏军事的强盛,而西夏的军事体育在西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夏的军事体育内容丰富,实际应用性很强,在战斗中发挥出特殊的作用。西夏军事体育是促进西夏军事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夏的农业、畜牧业、多种军事器械制造业、冶炼业的发达,使西夏军事力量和国力不断增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西夏人广泛学习各族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体育之中,使之不断发展。在西夏历史上,科技成就亦促进了西夏军事体育的发展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

党项与西夏的史料就是党项与西夏国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史迹遗存、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具体地说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党项与西夏史料、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发现,亦即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和西夏人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从文献整理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对研究党项与西夏的历史只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西夏京师政区的沿草地理讨论

作者对西夏中期京师的政区范围及其沿革地理进行较系统的分析论证,首次指出西夏中期的临河县即西夏初期的永州,西夏中期的怀远县即西夏初期的怀州,西夏中期大都督府已由灵武郡迁至中兴府或贺兰山,并对保静、临河、怀远等县的城址方位作出考证。     

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

西夏寺院经济研究是西夏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经济形态,对西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夏寺院经济并非是西夏寺院与社会经济的简单融合。西夏寺院经济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当前研究进行梳理,不免存在些许不足,究其现状及原因,以便更好地把握西夏寺院经济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

从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西夏与丝绸之路贸易、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等方面回顾、分析20世纪初至今国内外学者关于西夏与丝绸之路的研究。     

百年来西夏文辞书编纂之回溯

黑水城文献出土以来,西夏语文学逐渐成为国际性显学。编纂能够反映西夏文概貌的字典、词典一直是中外西夏学者的不懈追求。百余年来的西夏文辞书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罗福成和聂历山初步实践,字典初具模型;西田龙雄等研究西夏文字、语音等,确定其框架;李范文编成《夏汉字典》,确立典范。随着西夏文文献的刊布,西夏语语料库建设将不断推进。依托语料库平台进行辞书编纂,将是西夏文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     

影响西夏兴衰的地理环境因素

西夏因地处西北内陆,其大陆性气候显著,地表多荒漠。西夏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比重不大,基础较为薄弱,与中原王朝互通有无发展周边贸易成为西夏发展的重要途径。西夏时期气候寒冷、干燥,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境内植被有所破坏。过度开发造成土地沙化、草场退化、森林缩减、河流不稳定等影响着西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国力衰弱。过度开发既是西夏立国的动力因素,也是西夏亡国的动力因素。     

西夏民族音乐及其演变

西夏音乐有民俗乐、宫廷乐,且形式多样,作用不同,乐器种类众多,充分反映出西夏音乐具有鲜明的党项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在西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具有重要地位。西夏音乐的发展、演变既受党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受音乐自身发展因素的制约,经历了四个阶段,西夏音乐发展与西夏封建化历程同步前进。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家经典等,而以佛经最多;用西夏文刻,还用汉文、藏文刻;不仅官方刻书,私人、寺院也刻;不仅有已经盛行的雕版印刷,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西夏后期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中心,在京城兴庆府。     

李世贤二破江南大营战役军事业绩评述

本文根据档案史料,以二破江南大营战役为个案,从军事学角度分析李世贤在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贡献。李世贤在战役中的表现完全可以堪称战术大支队战术实施的典范。他在战役中先后协助李秀成完成了向皖南宁国、广德和皖浙边界的战术机动;在湖州使用战术机动迷惑清军,配合李秀成奔袭杭州;建平会议后在常州方向发动战术牵制攻势,调动江南大营防御重心,使其丧失机动能力。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税法

税收是最古老的一种国家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有关税收方面的立法自然也就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活动,西夏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在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就有比较详细的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规定。本文意图通过对西夏的税法规定进行一定的梳理,介绍西夏税法中涉及到的税种和税法要素,从中总结归纳出西夏税法的特点,为对西夏税法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枪匪集团

:以费秀元、费金绶父子为首的周庄枪匪集团 ,是清末太湖地区众多枪匪中势力较大的一支。费氏通过捐输取得官衔、功名 ,约束土匪劣性 ,获地主士绅和清政府的支持。太平军攻占苏州后 ,该集团负隅顽抗 ,继而被迫假意受抚 ,最终公开投降清军。在李鸿章率淮军攻占太平天国苏福省的战斗中 ,周庄枪匪绘呈地图、担任向导、随军作战 ,出力颇巨 ,后为李鸿章收编。     

"温李"齐名与唐末诗歌的演变趋向

清代以来,温庭筠、李商隐诗歌地位的巨大反差遮蔽了晚唐五代诗歌史流变的真实面貌.事实上,温庭筠诗名雄霸晚唐,他的人生遭际和倔强个性在唐末产生共鸣,温诗对唐末五代诗歌的影响远在李商隐之上.唐未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诗人普遍效法温庭筠的诗风和笔法.唐末诗歌对温李二家的不同取舍,显示出晚唐五代诗歌的走向及递嬗规律.从中唐开始的文学俗化倾向发展到温庭筠时代,已然和雅文学分庭抗礼,到唐末五代文坛终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特征.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番汉合时掌中珠》管窥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和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对西夏学研究有重要贡献。自成书之日起,它经过数次版本流变,目前所见《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史金波等人在诸本基础上综合整理的结果,为学界所认可。笔者仅通过对该书几个问题的探讨管窥其资料价值。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

本文依据传统“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国名中争议较大的“大白高国”重新作出阐释,并揭示了西夏号称“大白高国”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国名“白高”,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大理古佚书钞》中的李宓

李宓是唐朝进攻南诏的天宝战争主将,战败而全军覆没。本文对《三迤随笔》、《叶榆稗史》和《淮城夜语》三部明代笔记小品残篇中关于李宓的记载作了对比研究。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上海战略地位的思考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在上海问题上,太平天国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二是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上海士绅一直视太平天国为劲敌,而太平天国领袖视上海为弹丸之地。中外武装势力从不被太平天国重视的上海"由下而上"逆向开始发力,兵锋直指江浙。曾国藩的湘军由上而下,李鸿章的淮军由下而上,太平天国在上下两股力量特别是来自上海力量的夹击下终于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