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论语》中的德治“大一统”思想

《论语》中的"大一统"政治诉求是实现"文一统",即以文德教化百姓和夷狄,以礼治管理和约束民众。文德教化的方式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以家庭伦理的"孝"文化贯通于政治领域,并从君王的德性修养做起,最终实现平天下的目的。实现礼治的途径是学习礼文化,让民众懂礼知礼,按照礼的要求对待他人和处理日常事务;为政者按照礼的要求处理君臣和上下级关系。通过道德教化的实施和礼治文明的推广,使全国上下文质彬彬、互敬互爱,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化和制度的建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汉初,叔孙通定朝仪和宗庙之礼,凸显皇帝的尊贵;陆贾尚仁义之治,贾谊设计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皇权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也为"礼治"思想治国方略由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奠定了基础.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学产生于河洛 ,来源于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儒学的产生。孔子继承和发扬周公思想创立了仁政礼治学说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汉末郑玄使古今经文之争趋于统一。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儒、道、佛三学合一的洛学 ,南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铸就程朱理学 ,使中华儒学得以新发展     

“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据礼释梦--《晏子春秋》中晏子的释梦艺术

<晏子春秋>中晏子利用替国君释梦的机会,将自己关于"礼治"的政治主张融入释梦活动是其讽谏艺术中最有光彩的部分.晏子据礼释梦以梦境内容的分析为起点,力图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找到梦境产生的原因.这无疑反映了春秋时期神权意识的没落及礼治思想的抬头.同时晏子据礼释梦,丰富了谏议的形式,使解梦的人为色彩大大增强.     

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

自宋代以来,"道统"观念便成为儒家的重要话题,而朱熹的道统论尤为后辈学者所尊重。"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其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的墓志铭,意即儒家传道的系统。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考察北宋以来"道统"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其与"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余英时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系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     

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古代“礼治”的反思与当代和谐的构建

礼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从功绩角度看,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蕴涵着道德伦理、和谐思想、政治民主等合理因素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过失角度看,封建礼治因灭绝人欲而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因忽视法治而使礼治走向了人治,减缓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今天,深入发掘礼文化中"和谐因子"的价值,实现古代礼治的现代转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哲学性质的若干思考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决定着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本文作者以唯物辩证论思想为指导,剖析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与气的关系,认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朱熹宇宙本体论中的内在矛盾在于"太极即理"、"太极即气"与"理先气后"之间的矛盾。但他论述宇宙发生和天地万物生成问题时,一方面虽然提出理本论思想,另一方面又用气来解释太极即世界本原。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义理”之学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样剧烈的政治制度变革中,进步的思想家们从传统的西周神权道德统治及其祭祀乐舞中提炼出了“礼”这一政治学范畴,概括出“忠于君利于社稷”(晏婴语)的以国家为本位的礼治思想。与此同时,乐从庙堂乐仪演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美感作为认知与意向统一的心理现象,也开始为当时的思想家所感受和注意,并据此将其与新兴的礼治观念联系起来,礼与乐在扬弃了它们脱胎而来的乐舞之后,又在礼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联系。     

文学中的“礼”与“法”

"礼"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范畴,"礼"与"法"的关系也是中国法制史上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实际上,"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古代,"礼"作为一种积极的规范,已具备法的性质和作用。"礼""法"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时也及时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本文从文学作品中的礼治秩序入手,反映出礼治秩序对文学的影响及人们对它的反抗。     

论陆贾的"礼""法"思想

陆贾融儒学礼、仁于汉代大一统官僚政体中,将礼作为最高的天道,治世之旨归;又保留法家依"法"循"度"原则,主张执一政,将贯彻一个政原、一个规矩、一个法典、一个意志作为治政准则.陆贾思想为董仲舒今文经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     

论老子贵身治天下的思想通于礼的治国论

老子本是礼学专家，其人其学与礼学不无关系，在讨论老子政治思想时，不能忽视这个实实在在的文化背景事实。老子贵身论与礼教孝道中的重身思想积淀有相同之处；老子“以正治国”、推身及政思想与礼学治国以礼的人治内涵实有汇通之处。老子政治纲领体系以祭祀为支点，这是三代礼制传统的意识形态反映，与各路礼家都以祭祀为治天下的意识形态论完全一致。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