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礼藏于乐:礼乐文化的形态原型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远古时代“事神人之事”的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的存在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乐”实为一体,“礼”藏于“乐”。真正“礼”观念的出现,是从“礼节”和“仪节”开始自乐舞中分化出来开始的,并且这种分化又开始于人们对神灵态度的变化。从以乐舞降神到以乐舞祭神的转变,使原来融合在乐舞中的“礼节”和“仪节”逐步分化成为事神仪式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元素,同乐舞一起构成整个事神仪式。礼乐关系也已开始从“礼藏于乐”的融合状态转向礼、乐独立,共同服务于事神礼仪的并列状态,“礼”观念、意识逐渐形成。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从“贵无论”到“声无哀乐”:魏晋士人对乐舞语义功能的重构

在魏晋玄学影响之下,“有无之辨”成了魏晋时期重要的议题。“以无为本”的“贵无论”触发了魏晋士人们对乐舞的语义功能新的思考与实践,名士们以超越“礼”——寻求“道”——达于“无”的路径,实现了对两汉儒教传统乐舞美学思想的超越与突破,使乐舞美学从礼乐合一的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将对美学思想的探寻带入乐舞艺术内部世界中。     

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学产生于河洛 ,来源于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儒学的产生。孔子继承和发扬周公思想创立了仁政礼治学说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汉末郑玄使古今经文之争趋于统一。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儒、道、佛三学合一的洛学 ,南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铸就程朱理学 ,使中华儒学得以新发展     

浅谈“礼”对中国舞蹈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千年的智慧创造出无数的艺术奇葩,舞蹈可以说是这些艺术形式中最为鲜活的一种。正如《毛诗序》中所阐述的,“诗者,志之所及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这个古老渊博的国家里的人们很早就对自己的音乐舞蹈进行了深度思考,其中儒家的礼乐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最为深远,不论是在崇尚儒家思想的古代还是在多元文化思想的现在,儒家的“礼乐”思想一直都对中国舞蹈发挥着重要影响。“礼”对中国古代舞蹈的影响我国的原始文化类型属于日神型文化,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理智、冷静、现实、有节制的。在这种大环境下产生的儒家文化思想将这种文化类型很好的保护下来。在众多乐舞理论中儒家的乐舞美学理论是最受中国古代统治者拥护的,儒家思想著眼于现实社会,把乐舞与社会政治及人自我的人格完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把乐舞变成阶级社会里统治者最有效的治国平天下的怀柔方法。(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乐”这一词常常是指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儒家将舞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在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社会中礼治等级具有...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荀子礼治主义对汉朝政治的开启意义

荀子礼治主义对汉朝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的“儒术”即以“礼”为本,融“法”入“礼”;有关“天人”学说是补救荀子礼治理论在实践中无法限定君权的缺陷,“人性”学说是修正“性恶”说.荀子对汉朝经学的传播有很大贡献,汉儒通过经学加入到统治集团.     

中国古代礼治与法治的冲突与互补

礼治与法治都是人类社会整合的手段。礼源于原始社会的习俗。它以“人性善”为出发点，主张以张扬人的社会属性的方法来巩固和稳定社会秩序。在礼变得软弱无力时，法取而代之，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另一种工具。法从“人性恶”出发，主张以“利”诱民，以刑罚治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封建统治阶级最终选择了“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理民的政策。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荀子》“礼”的承传和拓展

作为《荀子》核心思想的礼治主义,实非孔子路线,乃直接承传于西周文化而另辟蹊径。孔孟由“礼”及“仁”及“性本善”,为封建主义创立伦理基础。荀子则融“法”于“礼”,系统强化礼治的整合规范。《荀子》直接影响了秦汉儒家政治。《韩非子》的权术主义乃承继于《老子》。先秦有五种社会政治思想:老申韩客观理性的功利主义,孔孟历史理想的道德主义,墨子平民理想的实用主义,荀子先验理性的礼治主义,庄子理想人性的批判主义。《荀子》理想的贡献在于这种开创性,但它的本质缺陷在于礼治作为外律手段而其本身缺乏外律保障。     

论宋代的文人礼治模式

[提要]“文人礼治模式”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学家与文学家的共同参与下,文人阶层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启蒙者角色,建构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宗经与实用、礼法与礼俗相融通的礼治模式。这种模式的构建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家礼,二是学礼。家礼以尊祖、敬宗为指导,完成了对宗族行为的约束,补足了周代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进化模式中的宗族环节。学礼的载体是各类书院,它是主流教化体系的民间变体,亦寄托着知识分子阶层建构理想社会的愿景。家礼与学礼虽形态不同,但性质相似,不仅实现了“天地君亲师”道德信条的具体化、民间化,也使普遍的社会理性得以建立。     

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论乐舞诗的历史流程和艺术价值

音乐和舞蹈是我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源远流长,独具风采。《荀子·乐论》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舞缘情而生,长于表现情感,既能使郁于胸臆的情感得到宣泄,又能使感情的渴求得到补偿,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孔子认为乐舞是“君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论语·泰伯》说,君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古人常以琴棋书画来衡量一个人的艺术素养。总之,乐舞与古人的生活有着相当密切而深刻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