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治主义对汉朝政治的开启意义

荀子礼治主义对汉朝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的“儒术”即以“礼”为本,融“法”入“礼”;有关“天人”学说是补救荀子礼治理论在实践中无法限定君权的缺陷,“人性”学说是修正“性恶”说.荀子对汉朝经学的传播有很大贡献,汉儒通过经学加入到统治集团.     

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试论荀子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

战国中期 ,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下 ,荀子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 ,对儒家的礼治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 ,成为战国时期祀学的集大成者。荀子的贡献还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儒家“重德轻刑”的倾向 ,在重视“礼”在治国中的作用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法”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 ,并且突出了其礼法结合的特点和它们各自的特征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政治哲学视域下荀子的礼——以人性、优良政府和正义为中心的考察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人性、优良政府与正义,而荀子是体现这个主题的重要一环。对于荀子来说,该主题很大程度上是以礼为焦点的。从政治哲学的视域考察荀子的礼观念,可以看出其呈现出多重向度。就人性哲学的主导倾向而言,可以把荀子归入他律伦理学的类型;就理想的政体而言,荀子支持的是君主专制,只不过是仁慈的专制主义而已;就正义观而言,荀子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精英主义的等级分配正义。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孔孟荀德治思想论纲

分别对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仁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主义德治思想理论、荀子以礼为核心的“礼治”主义德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疏理,揭示了先秦时期中国德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荀子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

荀子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思想理论。礼治之道是荀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的起源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物质分配问题,礼的内涵是道德伦理、礼节仪式、国家的法令制度。荀子的“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论语》中的德治“大一统”思想

《论语》中的"大一统"政治诉求是实现"文一统",即以文德教化百姓和夷狄,以礼治管理和约束民众。文德教化的方式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以家庭伦理的"孝"文化贯通于政治领域,并从君王的德性修养做起,最终实现平天下的目的。实现礼治的途径是学习礼文化,让民众懂礼知礼,按照礼的要求对待他人和处理日常事务;为政者按照礼的要求处理君臣和上下级关系。通过道德教化的实施和礼治文明的推广,使全国上下文质彬彬、互敬互爱,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论孔学的重礼情结与社会和谐理念

“礼”属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春秋时期社会的失序决定了孔子特殊的重礼情结。顺应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孔子寄希望于礼治秩序的重建,试图通过个体的理性自觉实现境界提升,由个体之“仁”重建理想的礼治和谐社会。孔子的省刑或无刑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其后来的法家有不同的思路,其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叶适与荀子的思想关系

叶适对荀子虽多有批判,但在思想本质上仍继承其礼治主义的精神。两者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1)都属于儒家传统中的非主流派,其思想本旨和历史影响均着重在政治建设的领域;(2)都兼具现实理性和道德信仰;(3)都建立在对同时代诸家思想批判融通的基础上。荀子的本旨是把君王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到礼治结构之中,但是实践的最高权限在君王身上,因而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异变为君权专制。董仲舒等人企图借“天”的权威来制约君权,作结构性的补救;叶适则批判专权,予以修正;后来黄宗羲等人又发展出朴素的民主思想。由此脉络也可见叶适和荀子的思想关系。     

试论孔子"为政先礼"的治国方略

孔子生活时代 ,“礼”的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是“礼制”、“礼仪”、“礼治”、“礼俗”。孔子建立“礼”治社会的主张和措施是“礼以教人”、当权者率先“好礼”、“克己复礼”。孔子对“礼制”的创新和改革表现为“损益”西周以来的礼制 ,扩大“礼治”的社会基础 ,向传统的“礼教”提出挑战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义理”之学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这样剧烈的政治制度变革中,进步的思想家们从传统的西周神权道德统治及其祭祀乐舞中提炼出了“礼”这一政治学范畴,概括出“忠于君利于社稷”(晏婴语)的以国家为本位的礼治思想。与此同时,乐从庙堂乐仪演化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美感作为认知与意向统一的心理现象,也开始为当时的思想家所感受和注意,并据此将其与新兴的礼治观念联系起来,礼与乐在扬弃了它们脱胎而来的乐舞之后,又在礼治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联系。     

浅议荀子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荀子之"礼"荡去了孔孟治世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具备了严谨性、外律性的特点,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支点."隆礼重法"、"礼""法"并存的精神贯彻在他的全部政治思想中.荀子维护君权,倡导专制主义,顺应了中国封建统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荀子的君权思想和礼法观可谓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雏形.     

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溯源———论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

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论主要记录在《周书》诸诰中。他对儒家、道家都产生影响。他被尊为“元圣”,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师产生重大的影响。周公一生平乱、封建、制礼作乐,他在政治论 （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意比礼仪重要说、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学》及《中庸》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层次产生影响,对塑造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儒家的"礼"与西夏《天盛律令》

儒家“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律令》的显著特征,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尊君、孝亲、崇官是西夏《天盛律令》礼教法律观的核心,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律令》又极力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天盛律令》是西夏王朝封建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学原理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天盛律令》的上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