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学复兴与清代学术转向

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孟、荀的沉浮升降无疑是学术思潮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儒学的两大传人,孟、荀分别代表了儒学的两大传统。大体而言,荀学始于子夏,重文献之学;孟学始于曾参,尚义理之学。自汉代以降,对于义理与考据的不同宗尚,成为学术流派分野的枢纽,经今古文学之异、汉学与宋学之争,概莫能外。唐中叶以前,孟、荀庶几平分秋色,无分轩轾,此后尤其是宋明时期,孟学当令,荀子则被斥于儒学正统之外,入清以来,因缘际会,时风所趋,荀子及其思想应时而兴,成为接引“崇实黜虚”、“以礼代理”新学风的重要历史资源。长期以来,学界虽对清代荀学的复兴多有所察,然以之观察清代学术转向此一清学史重大课题则尚嫌不足。以荀学复兴为视点,考察清学之转向,或不失为一有价值的探索。     

廖平经学视野中的宋明儒学

廖平经学有其独特的政治视野。从这一政治视野出发,廖平对中国古典政教体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反思。他批评宋儒尊孟贬荀不得其真,误解《大学》"修身"之旨,昧于时势错认"道统",先知后行,颠倒人天。这些批评既是针对宋明儒学内在的义理结构,又涉及到宋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对于思考当代儒学的发展如何超越宋明儒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的三重结构

文本问题是探讨宋明儒学的基源性问题。宋明儒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也是宋明儒者思想言说的文本化过程。文本化的核心是文本的经典化。从语言哲学视域来看,宋明儒学文本结构大概呈现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重性特征。微观层面的文本,主要讨论字、词语等“字”之“义”;中观层面的文本,主要研判篇章结构、经典文本;宏观层面的文本,主要探究诸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在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过程中,宋明儒者不仅建构了形上的经典统序,使道统、学统有所系属,而且落实了经典诠释背后的治世关切。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孔颜乐处"心解--宋明之际一段儒释"心性"通辨

"孔颜乐处"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儒学话题.宋明之际,理学家受禅宗影响和启迪,不仅把它作为接引学人的一则公案,并由此体悟心性,发明儒学大义.孔孟之学的局限是因为"言约而旨微",汉宋儒家对其经典的解释,不仅不能得其要旨,反而导致学人误入歧途.宋明思想家通过"学佛而知儒",由此开启出宋明心性之学的硕果,对于复兴儒学其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意义应予以充分重视.     

唐代前期之儒学

儒学是传统国术,它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学所倡导的价值观被统治者高度提倡和重视,成为我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指导思想。魏晋以来经学南北分立,玄学清谈之风的兴盛等对经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因素,大唐帝国很快认识到统一学术文化的重要性。统治者重视儒学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开放、自由的学术研究空气,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儒学研究成果。     

高拱儒学思想漫议

高拱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服膺法家学说者。他不仅以"君子儒"自期,对孔圣和儒学有着真诚信仰,而且还基于儒学原则提出与宋明道学传统相异趣的儒学思想。他秉承儒学固有传统,言实学行实政。其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充溢着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     

儒学知识化与现代学术

近年来,中文学术界不时出现一种声音,批判现代儒学知识化的趋势。不少人强调:传统儒学是一套关于生命的学问,而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它是一套整体的学问,无法被纳入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他们忧虑:在现代西方的学术体制中,传统儒学会被割裂,因而丧失其主体性与生命力。在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之争论中,也不时冒出这类的声音。这种忧虑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其盲点。因为传统学术的专业化不仅是中国传统,也是西方传统(如西方神学)所要面对的问题。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它固然有所遮蔽,亦有所开显。将传统儒学纳入现代学术体制而知识化,固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因为这可以开启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功能。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的融合和发展

王阳明对儒学的融合主要是对先秦圣贤和宋明理学家的融合,王阳明对他们在心性论、境界论及工夫论等方面所含的哲理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论刘光蕡的“因时变学”思想

刘光蕡直面近代中国的现状,在深刻的国情认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深远的民族忧患意识的促使下,比照西学,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儒学尤其是宋明以来的儒学自身存在务虚的不足,从而提出了“因时变学”的儒学改造主张。他提出的“因时变学”命题有具体的内涵和形成过程,并有其形成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据。     

东西文化交融与先秦太湖流域学术发展探索

先秦时期,太湖流域与中原文化有广泛的文化交流,提升了一个学术相对落后区域的品味,使其在儒学、建筑文化学、兵学和经济学方面有突出成就,为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湘军集团与晚清学术

湘军集团因军功而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 ,其对晚清社会的诸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 ,对晚清学术的影响 ,及于四个方面 :一是湘军集团对儒学内部各家学说的调和会通 ;二是湘军集团对儒学与西学调和会通的初步尝试 ;三是湘军集团对桐城派散文的复兴 ;四是湘军集团成员在晚清学术诸领域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述     

元初新旧儒学之争及其特点

元初儒学新旧并存,相互斗争。理学家们对旧金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而力倡行道;旧儒学人士出于学术惯性和现实利益,对理学也大加反对。由于异族统治、科举未复等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新旧儒学之争具有与宋金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先秦儒学从孔子到孟子的流变

儒学是由孔子继承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而建立的,孔子把富有政治色彩的典章礼乐制度民间化、社会化、人情化和人际化;孟子在孔子所做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人性化、人格化,甚至自然化,从而完善了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也确立了儒学在当时乃至其后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儒学发展的。     

以生命之学达宗教之用--梁漱溟儒学思想简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主张“返回到事实”去解释儒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将儒学从符号形式还原为现实生活, 其二是从道德规范还原为人的心理,这是一次意义的重构,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创建。梁漱溟将孔学定义为生命之学,标志着一次“范式”转化过程的开端。用生命范式诠释儒学,在原始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建立了一条通道,使儒学可以摆脱汉代以来制度化、形式化的束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梁漱溟由此开创了新儒学的进路。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其重要标志是在美国形成了两个儒家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以对话为主要特点,夏威夷儒学以诠释为主要特点。两派在思想主张上虽有不同,但在把儒学推向世界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儒学参与世界化进程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新儒学之后,当代儒学思想的商讨进入了一个多元言说的时代,原有的相对统一性为杂多性所替代,然在此之间,依然有一种逐渐强大的声音开始形成,这就是本文描述的"后儒学"思潮。后儒学起因于后现代语境的冲击及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等,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与时代转换后的重大哲学问题等息息相关,因此而对基于现代性模式的新儒学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挑战,代表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后儒学国际流通的三大板块及其谱系做了一系统梳理,分辨其异同,勘查其新义,确定其内涵,意在勾勒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个可理解性框架,凸显后儒学在当代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