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王安石与宋代儒学之复兴

有鉴于宋代“学废庙兴”的现实及其危害,王安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既批判了时人“变学为庙”、将学术宗教化的错误,又运用先秦儒学的本旨和原则,创造性地去解构释、老体系,以原儒的宗法理念拯救了宋代学术“宗教化”的危险,为宋学的形成开拓了新径。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儒学与战国时期社会互动研究

在乱离的战国之世,早期儒学还处于“不治而议论”阶段,但由于战国儒者的推动,它却以开放的姿态在其他地域得以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儒学与其他区域文化,与战国诸子学形成了互动关系,为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滋养.当然,儒学能够成为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显学”,从根本上说,应与孔子学说“述而不作”的特质有关.早期儒家集此前诸贤哲智慧之大成,使其成为由“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转变中“道术”的新载体.     

从《天人三策》到《春秋繁露》──兼论董仲舒与“黄老之学”

本文在对《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董仲舒在汉武帝建立新儒学的强烈愿望驱使下，重建儒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作者认为，董仲舒自《天人三策》提出的“纯任儒教”治国，到《春秋繁露》中的“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图式，以及“无为而治”、“生杀兼备”、“阳尊阴卑”的政治理论，标志着全面吸收“黄老之学”和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完成，并最终使新儒学代替“黄老之学”，取得了政治、学术上的“独尊”地位。     

论明代泰州学派的“大成之学”

大成学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的关于“外王”的思想学说,该学说的创立,使其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为泰州学派以及士大夫服务社会,普及儒学,提供了新途径。其主要内容是尊身尊道和立师道等,它体现了王艮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英雄精神与保身思想的结合。该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对于社会向近代转型亦有积极意义。     

论基督教的“爱”和儒家的“仁”的几点不同

很多学者在论述儒家是“学”,还是“教”的问题时,把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点,以证明儒家是“教”。可是,我们发现了儒学和基督教许多的不同。本文仅从仁和爱、超越观和忠孝观三个方面,考察儒学和基督教,仁和爱的不同。     

梁漱溟早期儒学思想评价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面前 ,梁漱溟高扬儒家文化的大旗 ,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对西方生命哲学的阐发 ,创立了融会中西的“新孔学” ,并从哲学的高度为中国儒学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历史的局限 ,梁漱溟的早期儒学思想在理论上有许多疏漏     

论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有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一、他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论证了“法久必敝,法敝必变”的思想。“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形成主动;“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形成被动。二、他主张大力提倡民权,认为处今日生存竞争之世界,非籍民权无以保国权。三、他重视法理学之研究,认为“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他对法律起源的学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四、他非常重视立法工作,主张立法要为“公”。立法权要由众人掌握,才能制定出“善法”来。不能孤立地制定某一种法律,而要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并要特别注意培养行法之人。     

试谈扬雄《法言》的思想倾向

《法言》从其内容看，扬雄过分地强调了儒学作为个人修身内省的自我完善功能，它鄙弃儒学提倡的积极入世、汲汲于政治事功的社会理想。为此，扬雄尊孔孟之学为学术正宗，斥实用荀学，意欲建立纯而不杂的“纯儒学”体系。而“纯儒学”的倾向，又使儒学“内圣外王”的两大特色陷入了十分矛盾的分化状态，但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它却是开了宋明心性之学的先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许多名贤书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其重要标志是在美国形成了两个儒家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以对话为主要特点,夏威夷儒学以诠释为主要特点。两派在思想主张上虽有不同,但在把儒学推向世界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儒学参与世界化进程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以生命之学达宗教之用--梁漱溟儒学思想简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主张“返回到事实”去解释儒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将儒学从符号形式还原为现实生活, 其二是从道德规范还原为人的心理,这是一次意义的重构,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创建。梁漱溟将孔学定义为生命之学,标志着一次“范式”转化过程的开端。用生命范式诠释儒学,在原始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建立了一条通道,使儒学可以摆脱汉代以来制度化、形式化的束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梁漱溟由此开创了新儒学的进路。     

朱熹的“小学”之教与“成人”之道

“成人”教育是传统儒学教育的基础和根本,成德、成圣都是从成人中展开出去的.朱熹做为教育家以教授初学者“做人的样子”为目的,根据其理学思想的新内容和特点编订了《小学》一书,以完成“小学”“大学”一体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贯穿于《小学》的“敬”思想,赋予了儒学德性教育更为鲜明的个己意识,在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中发现、认定自身,在“成己”中才可实现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小学》“为己之学”的立教理念和方式对当今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韩国当代哲学家金忠烈哲学思想述评

金忠烈是当代韩国哲学界一位既有深厚学养又富有人格魅力的著名学者。其学融贯中韩,会通中西。在哲学上,他对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作了富于新意的诠释,并建构了一个以自然为本的天人合一体系。对“和谐”思想的论证亦颇具新意,早年即已关注技术文明可能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以鲜明的人文关怀,畅扬“天人和谐”理念。在儒学史研究方面,提出了韩国儒学源于中国的鲜明观点,纠正了时下某些偏颇之见。对于南冥学研究,他更有开创之功。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论班昭《女诫》的创作背景

《女诫》被视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女性教育要籍。班昭创作《女诫》不是偶然的,《女诫》的问世有其复杂的背景,主要表现为：东汉时儒学女性观已基本形成,朝廷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社会习俗对女性要求相对宽松,儒学世家良好家风影响深刻,马皇后和邓皇后“德冠后宫”的成功经验等。这些因素促使了班昭对女性生存策略和女性教育的思考。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张家成李班传统儒家学说以“明德”为本。儒家所谓的“为学”就是要学作“大人”、“圣人”，儒学的主要经典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学作“圣人”立论的。因而，“为学”的本质内容即是道德修养论。宋明时期，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随着儒...     

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对"后文学时代"文学的历史思索

我们现有的学理论是一种在经典学时代形成，而且打着极为深刻的经典学烙印的经典学理论。作为经典学理论，它基本上不适应用来解释一个越来越泛化的学现实。针对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学“泛化”的现象变迁，本首次提出了“经典学”、“后学”、“后学时代”和“后学社会”的概念。并认为，今天是一个不同于“经典学时代”的“后学时代”，“后学时代”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评价标准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