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史学意识与唐宋元小说批评的进程

唐宋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创作,小说理论在唐宋元时期面临如何真正走上艺术审美批评之路的问题。从唐之“史氏流别”观到南宋之“史说分离”观,再到元之“说大于史”观,史学意识在唐宋元小说批评中的隐现及其渗透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走向艺术审美批评的艰难历程。     

实录小议

实录小议王世英，苗续秉说起“实录”这个词语，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为编年体史书中的一种体裁；一为史学家对于史事的真实记载。后者事关重大而又常常为许多著述所忽略，故笔者拟就此略述管窥。“实录”作为史家对史事真实的记载之含义，始见于《汉书·司...     

论"新笔记小说"的现代性

新笔记小说是古代笔记小说潜移默化的产物 ,也是新时期特定人文环境激发、催生出来的一种小说体式和文学现象。新笔记小说在承扬传统的同时 ,又包含了不少新的质素 ,即现代性特征 ,在不重“实录”、具有理性深度与现代感、手法之“新”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影响是在汉字和汉文化,包括大量汉文典籍输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日本和日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情况,提出日本古代小说的“早熟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助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积累和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入:不同历史阶段陆续传入的中国古代小说,促进了日本古代小说文体的创造更新和艺术上的进步,使日本古代小说的阶段性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本文认为,“翻案小说”和“汉文小说”也应该是日本古代小说中不应被忽视的组成部分;日本古代小说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仍然能够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则是值得称道的。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史通》理论体系的结构和逻辑

从刘知几的撰述动机和《史通》的内容结构两方面分析,《史通》存在一个相当博大严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求鉴”,是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和“扬名教”两大主干,分别去评骘史制、史家、史书、史评这样四类史学基本问题,在理论展开过程中,显示出“与夺”、“褒贬”、“鉴诫”、“讽刺”四种基本评论方式,以“理”为体系的逻辑终点。《史通》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而且也是整个古代中世纪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史通》理论体系的探索,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未发展富批评性史学”的论断是错误的。本文观点原出自作者博士论文,因屡被摘抄,特此完整阐示。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论唐传奇的史学印迹

本文试图从唐传奇内容的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产生于史学氛围中唐传奇身上所带有的史学印迹。一、记述神仙怪异故事的唐传奇，有许多是在实录社会传说及前代典籍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而写就的，这也是史家“实录”的一个反映，在历代史书中都有体现。二、记述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唐传奇，目的则是为了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寓褒贬，刑警恶”的史学传统。这两方面都带有史学印迹。     

刘知几史学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刘知几史学思想体现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它是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资源中的菁华。刘知几史学中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才三长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等三个重要思想命题,展示了他的史家主体意识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论《三国演义》“年少大志”塑造模式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上体现出“年少大志”塑造模式。该模式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领袖型、武将型和谋士型。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家对史家纪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与《三国演义》的集体创作方式,以及作家主体意识有密切关系。“年少大志”塑造模式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此外,该模式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维吾尔古籍《福乐智慧》的性健康思想

为了探掘维吾尔古籍《福乐智慧》中蕴含的性健康思想,采用文献研究方法,以探讨维吾尔民族中世纪的健康思想与行为准则。结论认为《福乐智慧》主张“性繁衍”的民族发展思想,提倡“性节欲”的养生思想,强调“性理智”的调控思想。该书同时也是一部维吾尔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性健康启示意义的经典之作。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前期文学研究中“复古”的审美意识

进化论传入中国,颠覆了历史循环论的专权,也成就了20世纪前期学术研究的伟绩,文学研究亦受其惠泽。但“复古”意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作为一种美学思想仍潜存于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评价的底子里仍潜藏着对“复古”的美学思想的回护。而今,客观地审查“进化”与“复古”这一公案则可发现“复古”的审美意识实具有不可低估的学理价值。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知音：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是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批评和接受理论,若以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视角进行观照,则“知 音”批评也是以读者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批评理论;但“知音”批评较之早期接受美学过分强调读者创造性解读的作用,更具辨证 眼光。它将文本看成是作者与读者超越时空对话的产物,在充分考虑到读者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又不忽略作者和文本。     

道家美学之“清静”说释义

就人生美学看，“清”则应该表征一种人生的审美构成域和构成态势。如老庄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审美心理态度，虚心应物、涤除玄览的审美体认方式、超脱尘俗的审美情调等都以“清”为学理依据。作为道家人生美学的重要组成，“清”的审美意识深深烙印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中。     

由民间性到文人性——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风貌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风貌上兼有民间与文人双重特征。首先,《十九首》中既存在诸多化用典籍的迹象,却又不影响它的通俗质朴;其次,《十九首》既有真率直白的一面,又不乏用心的构思和蕴藉;再次,《十九首》既注意字句的讲求,存在对音律的调节,又还没有魏晋南北朝诗歌那么讲究,而且用语偶或有俗鄙之嫌。放在汉魏晋文人五言诗逐渐确立的诗歌史背景之下,这种艺术风貌正是五言诗由民间性向文人性过渡刻印下的特征,表明它是一种过渡性的诗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