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辩证统一

文学作品的个体性决定了其翻译文本必须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美与形式美。文学翻译的艺术,是在各种要素之间取得平衡的艺术。成功的文学翻译,应该体现出“信”与“美”和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译者应首先读透原文,理解它所包含的深意,而后要不断揣摩如何用目标语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内涵。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原文信息的准确传达,即“信”;二是注意原作者的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即“美”。要从准确度和可接受性来把握信息传递效果,能传达出原文的意境、情感和风格。如果不能传达,则应转换信息的表达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美”兼备。     

中国文学外译模式考

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海外部分中 国文学外译本因过分忠实于原作而不能完全为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 部分因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无法充分地传达原文中所承载的中 国文化。中国文学外译模式有助于避免出现有问题的译作,为中国文化 准确而有效地“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启示：以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外合作 模式为文学外译之翻译活动发起者模式;以具有纯熟的双语双文化能力 、浓厚的中国情怀以及坚定的翻译立场的译者为文学外译之译者模式; 以兼顾译文忠实与流畅的策略为文学外译之翻译策略模式。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文学翻译中的美学再现

文学作品的个体性决定了其翻译文本必须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美与形式美。但是由于文化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之间的审美差异,这种“忠实”的翻译标准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学作品的翻译所涉及之问题,其中包括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审美分析及其翻译,语言表达的审美分析及其翻译等。进一步说明文学翻译是不同于非文学翻译的,它更多的是注重实现原文的审美功能,因而所适用的翻译方法及标准亦需译者再三斟酌,以求更好的再现原文——即对原文进行审美上的艺术再创造。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从目的论的角度谈《红楼梦》两译本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从“幺爱三”说起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两个全译本因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风格迥异的版本。结合两译本中的翻译实例看，霍译本和杨译本两个译本尽管都尽量保留原文内容，着力再现原著的艺术价值，但由于各译者对各自译文的预期交际功能的看法不同，霍译本侧重其译文之文学、美学功能；而杨译本更加注重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促使他们分别选择工具翻译法和纪实翻译法来处理原文，从而产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本。说明翻译目的决定了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视野

文学翻译是一种独特的主体感受活动。文学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审美活动和语言释义的过程,是译者主体性的创造产物,体现的是译者对原文的审美活动和意义解释,从而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和超越性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本质精神。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李文俊《逃离》译本为例

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Runaway及李文俊的中译本《逃离》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搜集原文和译文中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短语、句子和段落作为研究数据,整理归纳后,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增添、删减、改动.通过具体的案例,并对《逃离》中这三种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的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改动最多,增添次之,删减极少.经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发现发挥译者主体性与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并不矛盾,甚至是另一层面的忠实.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应当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而不是“愚忠”甚至“死忠”于原文.     

解构“不可译性”

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延异","延异"指的是翻译时存在的时间、空间差异.由于两个文本和语言存在的差异,在翻译活动中形成了原文和译文的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得翻译过程既改变了原文又改变了译文,因此也使原文及原语得以获生."解构"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不可译性"不意味着译者不应该翻译,而意味着在遵守经济性法则下,在译文中创造原文本的多样性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译文中保留差异就意味着对原文本的保护."解构"理论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应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的异质成分,才是我们借鉴"解构"理论的真谛.     

译者“目的性”与戏剧翻译中的“功能对等”

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东西方都有着深远的历史传承,但作为文学翻译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戏剧翻译的地位略亚于小说和诗歌翻译,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长期以来,批评界主要运用奈迭的“功能对等”理论,从强调读者的角度评价戏剧翻译而忽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持“目的”对翻译结果的影响,运用“功能目的”理论,将戏剧文学读者分为两个不同的读者群,结合戏剧审美心理,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在戏剧翻译批评中的不足做一浅层探讨。     

文学译句浅赏

原语的诗文有绝句,译语的诗文也有绝句;有些原语的绝句,其译语却未必是绝句。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翻译比创作还要难。创作者可以独立构思文学意象,不受任何束缚、限制,而翻译者必须忠于原著内容,不能独立构思意象。所以说,文学翻译是一种“有限制的再创作”。阅读翻译的文学作品,有些感到文字流畅生动,逻辑性严密,以文以娱,爱不释手;有些则感到困惑,行文晦涩,面前一片模糊,百思不得其解,对照原文方恍然大悟,两者相去乃远。诚然,文学翻译既要求译者和作者在心灵上融通,又要求译者掌握翻译技巧。因为文学翻译就是一门语言艺术上再创造的科学。下面摘录一些不逊于原作的译句,浅赏译者和作者思想感情上的交融和表达方式上的浑然一体,从而领略文学翻译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思维过程。     

《红楼梦》中“笑道”译法

本文拟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笑道”两字的翻译做比较，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找出两个文本在翻译差别上的根源。提出：翻译不是语言层面的简单对应，译文更要受到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以及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等之间相互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操纵。     

浅谈英译汉中的增译法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活动,是一门艺术。在正确理解、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如何摆脱原文的形式束缚,使译文更加符合本民族的语言规范,这是翻译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既需要正确的理解、准确的表达,也需要一定的翻译技巧,同时,这也是衡量译者英语理解水平、汉语表达能力和翻译质量的标准。     

论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将“忠实”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本文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关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忠实与否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试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比《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认为：在语言层面上,张译用词过于大胆,而孙译则较为贴切;在文化层面上,虽然两位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同,却各有特色;在审美层面上,孙译在准确表述原文意思的同时,还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加形象。     

译学与《易经》

我在《中国翻译》1991年5、6期发表了《译诗六论》,后来又补充了两论,一共是八论,和《易经》的八卦有相通之处。古人说过:“译即易,谓换易语言使相解也。”(见《翻译论集》第1页)所以我想,翻译学也可以说是《易经》,“换易语言”之经;自然,译学的八论和《易经》的八卦是形同实异的,现在解释如下: 一论:译者一也(≡),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上和原文统一。二论:译者依也(≡),译文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三论:译者异也(≡),译文可以创新立异。一至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四论:译者易也(≡),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五论:译者意也(≡),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六论:译者艺也(≡),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四至六论是翻译的认识论,也可     

论翻译与文化

本文讨论了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作者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归属一种文化系统,文化差异必然反映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操作的虽然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但实际涉及的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传递是翻译的关键,应当成为译者关注的焦点。     

从目的论视角看“忠实”的度——以《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为例

长期以来,中西方传统译学都将“忠实”或“对等”视为翻译的绝对标准。基于目的论对“忠实”的论述,以《三国演义》的两个英译本为例,从故事情节描写及文化内容两方面探讨泰勒和罗幕士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不同,两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大相径庭,导致两译本对原文存在不同的“忠实”度,从而在实践上证明了“忠实”确实存在度的问题。     

WTO文本翻译中的“充分性”与“可接受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保留原语的特征，做到对原文理解的“充分性”，而且要考虑到目的语的规范，即“可接受性”。从符号学特征来说，法律文本属于“所指优势符号”，追求统一性、一致性以及确定性的意义。WTO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文本，具有规约性、准确性以及庄重性等特点。因此，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必须首先全面透彻地理解原文，并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