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乐府下萧统和刘勰的乐府观

南朝乐府诗的创作可谓达到一个鼎盛状态,《文选》与《文心雕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文选集和理论著作.《文选》在"诗"大类下又设"乐府"类,书中对乐府诗的选录反映了萧统本人的文学好尚;《文心雕龙·乐府》是在乐府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论专论,其关于乐府诗演变的论述清晰地反映着刘勰个人的乐府观念.结合萧统和刘勰的经历及所生活的齐梁时期的乐府制度与文学风尚,可以窥探两人的乐府观.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勰《乐府》篇研究——与《明诗》篇比较

刘勰《乐府》强调乐府声辞合一 ,强调乐府观风教化的传统功能 ;同时刘勰将乐府纳入《诗经》体系 ,不过 ,他对同处于《诗经》体系的徒诗和乐府各有界定和规范     

从《文选》选赋看萧统的赋文学观

萧统《文选》收录先秦以迄汉魏六朝赋十卷 ,明确表示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从而构成萧统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本文以《文选》收录历代赋的事实为依据 ,通过统计分析 ,具体勾勒出萧统关于赋的基本品评态度 ,并对萧统以赋为首的文献依据、关于题材的十五分类等问题 ,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萧统对汉魏六朝赋的具体评价 ,在许多方面都与后人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差异 ,这是研究这一时期赋文学史要注意的。同时认为 ,这种现象的形成 ,表明今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本身存有问题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 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清末民初的乐府诗批评,参与批评的文学家既多,其所批评的内容亦多种多样,应有尽有。其中,以刘载熙之"乐府综合论"、朱庭珍之"乐府作法论"、张山之"乐府诗题材论"、梁启超之"汉魏乐府论"、黄节之"汉魏乐府风笺"最具代表性。而且,其创获之丰硕,特点之鲜明,是绝不亚于清代前、中期之乐府诗批评的。对清末民初这些"乐府批评论"进行归纳与述论,有利于认识与把握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小议

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对论体的评录,二者同中有异。从论之名义而言,刘勰与萧统均能认识到论体析理的特质,但刘勰受其浓厚的宗经思想影响,将经论相提,以述经叙理为论,并突出伦理的内涵,实不符合论体文的实际。关于论之为文体制,刘勰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的总体要求,又拈出论体写作需要规避的嘲戏辞费、巧辞曲论等毛病,准确而具体。萧统亦强调论体文重在析理,要做到论述周密和文辞精当。从论体品类而言,刘勰将论体按题材析为议说哲理、训释经义、辨析政史、铨评文辞四类,涵盖广泛。萧统则分列"设论"、"史论"、"论"三类。其"论"体所选基本不出刘勰所析之四大类,仅缺训释经义之论而增针砭风俗之论。萧统将"史论"与"论"分列的做法,并不可取。在直面文坛出现"设论"专集的基础上,萧统将"设论"与"对问"、"论"分列,既符合"设论"创作之实际,又能突显"设论"既通于"论"又假设问答以明志之特质,这一做法得到后人的认同。在论体佳作的选录上,《文心雕龙》与《文选》选篇相同者较少。刘勰选篇注重辨析源流,体现出崇古的倾向,而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具有强调词采、重视近代的倾向。刘勰选文反映出对玄学论文的偏好,体现了魏晋时期谈玄之论占据主流的事实,而萧统选文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尤重具有政治教化意义之论。     

萧统诗歌真伪及相关问题考论

现今常被学者使用的萧统文集只承认27首诗为萧统所作。而以辑录于南宋初期的五卷本萧统文集、《艺文类聚》所收萧统诗歌为主要基础,参照《玉台新咏》《文苑英华》《类要》《乐府诗集》等类书总集,择其善本,一一考订现存萧统诗歌的真伪,可确认34首为萧统所作,另8首存疑诗作,因有重要文献依据,也不能轻易否定。《古诗纪》等明代辑佚文集,因多淆乱,不宜作为主要文献依据。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大量萧统诗轻易划归萧纲名下,不仅造成了对萧统诗歌特征的偏颇认识,也带来二萧诗歌风格具有重要差异的误解,并影响到相关的梁代文学派别、阶段的描述。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论李白乐府诗的历史内容

李白是唐代创作乐府诗最多也是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乐府诗以其深刻丰富的历史内容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盛唐社会的现实生活，充分地体现了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精神。他把浓郁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成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文选》收录“苏、李诗”的诗史意义

苏、李诗为伪作今已成定论,但《文选》在收录"苏、李诗"时并没有将之看成是伪诗,苏、李诗非伪作并不是萧统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汉魏六朝主流文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一、他们对苏、李诗拟作时没有将之看作是伪诗;二、在"以体论文"为特征的汉魏文论中,李陵诗被认为是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五言诗的滥觞。因此,被考证认为是伪作的苏、李诗,在汉魏六朝文学发展中却是以真实的苏、李诗的身份对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文选》收录苏、李诗的意义在于从文章选本的角度肯定了苏、李诗对汉魏诗歌发展的诗史意义。     

试论陶渊明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名

从刘勰、钟嵘、萧统这三位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对陶渊明及其诗的态度入手。探讨陶渊明在南北朝时期的诗名。认为陶诗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引起了自上而下的普遍关注，只是囿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使其诗名有所遮蔽。     

陆机乐府的女性书写

西晋诗人陆机乐府的女性书写,或代女性立言,于同情之中型塑出贞顺而理性的弃妇形象,或为“冶容”观照,从观赏的角度对女性的容貌、体态进行描摹。由弘扬“女德”到赏悦“女色”,对传统文人的政教理念既有承继,又有疏离,进而影响了齐梁时期的艳情诗创作,有其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标示了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中女性书写及女性观念的转变。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