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更加慎重稳进”方针与果洛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青海藏区的民族工作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将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解决民族问题和在政治上实现民族平等的最适当最合理的政策"。为了顺利推进民族地区的建政工作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慎重稳进"成为全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由于青海藏族地区特别是果洛社会情况特殊,中央政府提出了"更加慎重稳进"的方针,它对于果洛建政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     

和谐社会视角下乡镇政府功能的构建

乡镇政府是中央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对于保持农村稳定、发展农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推动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乡镇治理功能则是国家管理职能在农村社会的缩影,乡镇治理功能发挥的好坏都将直接反映国家职能在农村地区履行的状况。而现行乡镇政府权力结构与功能方面存在着权力结构失衡和功能柔弱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乡镇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上。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乡镇政权如何通过执政方式的调整、执政战略的选择和组织机构的变革来合理定位乡镇政府功能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政府治理目标。这是一项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评估与化解——基于广西、湖南两省(区)六个民族乡(镇)的调查

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的分析框架,以广西、湖南两省(区)6个民族乡镇12个民族村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民族地区的乡村债务风险进行定量测评和定性研判,得出了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短期内不会演化为区域性债务危机"、"乡村两级无力自行化解债务风险"、"村级债务风险化解较乡级更为迫切"等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乡村债务风险化解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障碍,提出了壮大民族经济、深化基层体制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和完善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长吉图”地区与古代东亚各国的交往

"长吉图"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这一地区历史悠久,先后有肃慎、沃沮、夫余、高句丽、靺鞨、女真、满族等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并先后建立夫余、高句丽、渤海、辽、金、元、后金(清)等政权.这些民族和政权与陆地相连的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李氏朝鲜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有着频繁的友好交往.这种友好交往无疑对今天"长吉图"开发开放有所裨益.     

国家民族经济政策的波尾效应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发展影响研究

民族平等和民族繁荣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针对这些地区更是采取了特殊的优惠民族经济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但在贯彻落实这些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政策管理者、政策受体以及政策执行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导致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达不到预期目的、同一政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同一政策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施行的效果不一样等明显的政策"波尾效应"现象。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阐述了国家民族经济政策波尾效应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及其表现,剖析了产生"波尾效应"的原因,进而提出减轻和消除民族经济政策波尾效应的建议措施。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与新中国构建形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政权构建方式的设想和选择与其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紧密相联。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平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作为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性原则,成功地创造了民族地区政权的组织结构,为新中国国家政权构建形式的最后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影响到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构建前后围绕着民族和国家构建形式的问题,发展出了一套完备的、成熟的、科学的理论形态,创造出了对中华民族和全国各族人民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制度。     

梯玛信仰体系与土家族传统的建构

梯玛所承载的以"土王菩萨"为核心的信仰与仪式,是湘西土家族赖以繁衍和发展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塑造与彭氏溪州政权的建立息息相关,反映了湘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群体互动与融合的历史过程。梯玛的信仰与仪式所祭献神祇的"三巨头"结构,不仅是彭氏政权合法性确立的象征,同时也是彭氏政权与其他湘西土著势力相互联合的结果。这一文化整合的过程为湘西地区土家族民族认同的形式奠定了基础。     

农业主导型财政下的乡镇治理--以河南刘乡为例

对于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济的农村地区 ,乡镇财政的压力既推动了乡镇政权组织发展本地经济 ,同时也导致了乡镇政权组织加大财政提取力度 ,甚至为此不惜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 ,从而削弱了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要改善农业地区的乡镇治理状况 ,必须结合农业主导型乡镇财政的特点改革农村管理体制。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发生学逻辑

乡镇政权对村民自治的过度干预、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与失衡性、村民权利理论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等现实状况,折射出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民权利博弈的非均衡性。从发生学逻辑考察,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是乡镇政权与村民非均衡性博弈的本质因素。端正乡镇政权的公共理性意识,建设农村公共领域,则是实现乡镇政权与村民之间均衡博弈的有效路径。     

三维型政权：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

乡镇政权的特性嵌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时空场域中,“三维型乡镇政权”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权的职能角色及其动力源泉——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运用田野工作、文献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发现,为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乡镇政权承担着“三维型”职能角色,即以经济项目建设为主的生产发展、以民事项目管理为主的公共服务、以“一票否决”事项防范为主的社会管理。引导并决定乡镇政权这种“三维型”职能角色的动因在于上级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为乡镇政权创设了由锦标赛机制、拉力赛机制和淘汰赛机制所构成的“三维型”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这种“三维型”角色行为与“三维型”角色期望共同形塑了乡镇政权的“三维型政权”特性。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伪蒙疆政权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一起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关东军开始推行其"内蒙工作",向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以帮助蒙古民族"独立"为诱饵,在新占领区先后建立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自治政权,后合并成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所谓蒙疆政权."内蒙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区,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和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一带一路"经贸产业合作跨国大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具备了这一战略实施的互联互通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构筑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创新,也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实施。     

媒介素养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均衡发展与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出现了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国家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上重点关注信息基础设施和接收设备等"硬件"的改善,而忽略了媒介尤其是新媒介使用知识和技能等"软件"的普及,即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当下应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实施民族地区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制度变迁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恩施州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今年GDP排名已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是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仍呈扩大之势.基于恩施州的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产权私有化、决策自主化、运行国际化和经济国际化因各自的发展程度不一样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大小也不同,制度创新的空间依然很大;由于全国相继实施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优惠政策,针对民族地区实施的优惠政策目前已毫无优势可言,对各种初始条件均处于劣势的民族地区实施与其他地区相同的优惠政策,要缩小发展差距,困难重重;对民族地区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建立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是实施两个"大局"战略的必然选择;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制度绩效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运转困难的财政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切实减轻,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乡镇政权的运转出现了财政困难,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这一现象特别明显.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乡镇政权运转困难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税费改革本身带来的.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