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型政权：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

乡镇政权的特性嵌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时空场域中,“三维型乡镇政权”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权的职能角色及其动力源泉——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运用田野工作、文献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发现,为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乡镇政权承担着“三维型”职能角色,即以经济项目建设为主的生产发展、以民事项目管理为主的公共服务、以“一票否决”事项防范为主的社会管理。引导并决定乡镇政权这种“三维型”职能角色的动因在于上级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为乡镇政权创设了由锦标赛机制、拉力赛机制和淘汰赛机制所构成的“三维型”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这种“三维型”角色行为与“三维型”角色期望共同形塑了乡镇政权的“三维型政权”特性。     

民族习惯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以贵州省支嘎布依族苗族彝族乡为例

本文基于对“国家中心主义”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反思与除魅,以法律多元为视角,探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民族习惯法的文本内容、实践特征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的启示,运用规范分析、参与式观察与拓展个案研究,认为现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族习惯法文本涉及矿产、林业、土地等资源保护与管理以及“整脏治乱”等内容,其实践特征有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因地制宜性、作为手头库存知识的可操作性、与国家法的衔接性、违法制裁机构的专设性、对违约行为以经济制裁为主等.民族习惯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社区自治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可用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调解的百年嬗变：本原、异化、新生与重构——基于民事纠纷调处实践的历史考察（1912～2012）

在文献浩瀚的调解研究中,有关调解的百年历史嬗变研究还存在相对空白。文章基于法社会学视角,对1912～2012年间相关统计数据等进行再分析,从历史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已降,调解在城乡民事纠纷的调处实践,分析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总结其历史阶段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发现,调解的百年嬗变历程为：中华民国时期的本原阶段,其表现为乡土礼俗调解;1949～1977年间的异化阶段,其表现为意识形态化调解;1978～2000年间的新生阶段,其表现为“情、理、法”调解;21世纪以来的重构阶段,其表现为“大调解”格局。调解的百年历史流变表明,由社会劳动分工所形塑的社会结构形式孕育了相应的法治模式与社会维系纽带,进而最终影响了调解的功能与特质。     

空间与刑罚——对刑法文本的“空间”解读

目前对刑罚问题的"空间转向"研究是学术研究的相对空白。本文尝试结合运用社会空间理论、法学文本规范分析以及社会学的"差序格局"范畴等跨学科交叉性的视角,对刑罚问题进行"空间"解读。这不仅对如何有效实施社区矫正等问题具有理论指导价值,也对犯罪分子是否构成情节加重犯等审判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在对刑法文本进行"空间"解读发现,在刑法总则中,刑罚的"空间性"体现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分则定罪情节中不同空间要素则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当然,对刑罚空间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人民调解何以成为维稳最前沿——基于贵州桐乡的法律人类学考察

基层群众自治原本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设计初衷,但在运作实践中却被裹挟进国家的维稳治理格局中。剖析人民调解是如何被裹挟进维稳中去的内在逻辑问题,有助于理解并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对基于贵州省桐乡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民调解是这样被逐步推向维稳最前沿的被卷入基层维稳治理格局的内在逻辑表现为：首先,国家通过“一票否决式”的淘汰赛机制将乡镇政权“吸纳”到维稳中,并赋予其维稳的职责、目标和任务;接着,乡镇政权通过再造“因事而定的”乡村关系,把维稳任务分解、下沉,将村庄拉进维稳治理中;最后,乡镇政权通过制度设计（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和技术保障（即依附于村干部身份的调解员）来最终实现人民调解与维稳的“焊接”,从而最终把人民调解推向基层维稳治理的最前沿。     

水库移民社会管理中的“法场域”研究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引发了大量的水库非自愿移民,由于大量的土地、房屋等实物被淹占,只能进行搬迁安置。然而,在搬迁安置过程中,移民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急需把“法治保障”纳入到水库移民社会管理场域中,对这一法场域的研究对维护水库移民权益、构建和谐水利事业社会秩序以及实现水利事业的科学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水库移民社会管理中的法场域主要包括水库移民政法制度建设、水库移民利益补偿与扶持、水库移民纠纷与诉讼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