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权刚性与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逻辑

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是乡镇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当前乡镇治理结构主要受技术嵌入科层体制带来的乡镇治权刚性的影响，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突显，乡镇面临多任务同治下的负荷运转和回应过密化等结构性困境，促使乡镇政权采取非正式的调适机制，即通过接点构造和组织再造进行双重治理结构调适。乡镇政权通过吸纳治理和统分治理等机制提高了乡镇治理效率和适应性，完成各类上级中心任务。乡镇治理结构双重调适与县域治理泛中心化的适配具有多重制度逻辑，它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与基层治理能力的适配，也是基层治理锦标赛和基层治理结构的适配，更是非正式行政体制与非规范化乡土社会的适配。     

调控型政权:乡镇运作及其治理实践

乡镇运作逻辑及其政权属性是镇域治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当前乡镇运作主要受体制规制、 社会监管与资源紧缺三重压力挤压,镇域治理事务性压力突显,促使乡镇政权采取压力调节与控制策略,推动不同公共事务的清单式管理、常态化监管、动态化防控与运动式治理,乡镇治理呈现“调控主义”逻辑。乡镇政权对压力结构的分解重组、治理事务的分类和治理资源的调配,表明其具有相对自主性与能动性的“调控型”政权性质。乡镇政权的内部调控策略,容易带来乡镇的“治理内部化”发展,限制乡镇政权治理能力的提升。基于此,基层治理体制改革需给予乡镇政权向外扩展治理资源、培育治理力量的空间与财力,建立符合镇域治理现实的“权威的统合治理”秩序,真正推动基层协商共治与简约治理。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丙烯腈纺丝用喷丝头内流场数值研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环保督察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逻辑

在环保督察的政治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为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共谋”结构被规制,环境治理上升为基层政府的中心政治任务。通过对山东省中镇“污染搬迁”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嵌入到多重组织逻辑——完成任务逻辑、资源约束逻辑、避责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复合作用之中,表现为“拼凑策略”和“目标嵌套”的行为样态,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呈现为被动性、摸索性和权变性。作为高位权力的环保督察虽然调适了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使环境治理成为基层政府的强治理事项,但基层政府“赋责不赋权”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基层政府应合理调整环境治理权责分配机制,建立程序公正和公众赋权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格局,以真正推进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往往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压制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的这种现象,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康菲石油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增长、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研究发现,“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的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的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要扭转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格局,其根本在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     

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一个注意力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绩效的核心环节和重要机制，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伪创新”现象层出不穷，破坏了基层治理的生态。本文以注意力为分析视角，构建“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竞争—注意力持续”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X区治理实践的深入剖析，揭示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创新泛滥的状况。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呈现由强确定性变为弱确定性的特点。诱发创新主体注意力竞争性的变化，由弱竞争性变为强竞争性，而基层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支持创新主体注意力强竞争性的要求。同时，领导注意力持续性的间断性变化导致了对“伪创新”的制度性包容，最终导致了基层治理“伪创新”的产生。     

县域治理体系刚性化与乡镇自主性

县级政府对乡镇的约束性与乡镇自主性的矛盾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基层治理领域的投射。近年来中央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规范化制度框架的治理意图更为急切,县域治理体系的刚性化特征愈加明显 。尽管刚性化的县域治理体系导致乡镇“约束型自主”的丧失,却再生产出乡镇的“依附性自主”,即乡镇以对县级政府的依附性本身为平台,通过对乡镇干部的高强度动员、对政策的深度解读以及对小概率事件的广泛预防而开辟出新的自主空间。而高强度动员的不可持续、 对上依赖强化治理悬浮、预防性治理诱致治理内卷,构成乡镇“依附性自主”不可忽视的治理风险。     

三维型政权：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

乡镇政权的特性嵌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时空场域中,“三维型乡镇政权”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权的职能角色及其动力源泉——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运用田野工作、文献研究等方法,对贵州省桐乡的拓展个案研究发现,为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乡镇政权承担着“三维型”职能角色,即以经济项目建设为主的生产发展、以民事项目管理为主的公共服务、以“一票否决”事项防范为主的社会管理。引导并决定乡镇政权这种“三维型”职能角色的动因在于上级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为乡镇政权创设了由锦标赛机制、拉力赛机制和淘汰赛机制所构成的“三维型”行政考核目标与角色期望。这种“三维型”角色行为与“三维型”角色期望共同形塑了乡镇政权的“三维型政权”特性。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环境协同治理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于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观察

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实地调查,基于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转化机制—效能呈现”的分析框架,讨论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在水土流失问题社会化的基础上,各主体达成治理共识,在高位推动下生成协同治理势能是效能转化的前提条件；效能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协同类型有其差异化转化机制,即以组织建构和压力传导促进多部门、多层级协同,以制度规范和多重激励促进政社协同,以多元驱动和优势互补促进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最终将效能呈现为合作化技术创新、共赢式开发治理和协同化目标推进。推动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要注重构建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催生协同治理势能；根据不同协同治理行动的内在逻辑,运用差异化转化机制；突出协同治理效能的共赢和共享性,以进行可持续的势能转化。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探析

在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是基层党组织在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内在必然要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应直面现代治理在主体能动、价值包容、制度公平、实践平等等方面提出的新挑战。作为回应,组织力提升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即属性表达由“认知型”向“认同型”转变,实践理念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践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运行机制由“连接型”向“耦合型”转变,考评机制由“考用分离”向“考用统一”转变。     

顶格管理、基层形式主义与整体性智治——基于对N市Q区的考察

在全面推进基层减负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形式主义整治工作已成为基层治理研究中被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顶格管理”根植中国基层治理语境，使科层体制始终处于“理性主义”的运行逻辑之中。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顶格管理”随之带来的治理压力与基层治理能力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状态。在“避责心理”的催化下，“策略主义”转向风险面，“顶格管理”追求的理念预期也发生了价值偏离。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表现为理念形式主义、功能形式主义、结构形式主义、机制形式主义和技术形式主义。通过构建整体性五维治理模型——“理念—功能—结构—机制—技术”以实现整体性智治，变革“顶格管理”治理方式，从根源上破解我国基层治理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