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的三大难题及其破解

在税费改革之后的"后税费时代",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供养的乡镇政权究竟何去何从,始终是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乡镇政府目前面临职能模糊不清、职权与责任不对等,债务不堪重负、财政状况不容乐观,综合改革推进艰难等难题。解决乡镇目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足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改革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从制度、经费保证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转。     

农村税费改革中难点问题的对策研究

在当前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最为集中和突出的难点和矛盾就是处理好减轻农民负担与保障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之间的两难局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完善改革方案是内部保证,规范涉农制度是制度保证,完善农民增收机制是根本保证,有效化解乡镇财政危机是迫切要求。惟有综合运用多种举措,才能顺利推进税费改革的深入开展。     

农村税费改革中难点问题的对策研究

在当前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最为集中和突出的难点和矛盾就是处理好减轻农民负担与保障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之间的两难局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完善改革方案是内部保证，规范涉农制度是制度保证，完善农民增收机制是根本保证，有效化解乡镇财政危机是迫切要求。惟有综合运用多种举措，才能顺利推进税费改革的深入开展。     

试析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治理模式的范式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各地的乡镇政府普遍处在财政困境当中,因此,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就面临落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中.面临着财政困境的乡镇政府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征收税外规费的行为,这使得乡镇政府正在逐步演化为一种既脱离政权体系又脱离乡村社会基础的索取性组织,这意味着中国的乡镇治理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因此,走出这一危机的路径选择在于实现乡镇治理模式的范式转换.     

正视并解决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安徽全面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减轻农民负担、遏制农村三乱、规范农村分配关系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拥護。但由于税费改革前农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遗留问题,如乡镇村债务负担沉重、基层政权运转困难、欠发工资现象等,目前有些地区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新的问题,如农民因相互间新一轮税负不公而引发的心态不平‘乡镇村干部因工作压力过大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导致部分基层干部辞职,一部分地区因“一事一议’推行困难而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乡镇财政困难对基层政权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出现了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债务负担沉重的财政困难,从而导致乡镇政权功能退化,影响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并引发政府信用危机和农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高度重视并积极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对于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政治参与视角下乡镇政府权力的变迁

乡镇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变革的总体方向是由小变大、由多变少、由分散变集中,中国乡镇体制的变迁深深地打上了权力扩张的痕迹。而伴随着乡镇机构职能的变动,乡镇政府权力的运作始终围绕着政府权威而展开的,但乡镇政府权力却是在农民政治参与下不断地维持变动着的。通过对农民政治参与视角下乡镇政府权力变迁的立体解剖与全景透视,把乡镇政府权力的“解构”和“重建”作为研究重点,力图为当前乡镇机构改革提供理论思考。     

加快乡镇政权的组织制度创新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预期绩效。如何巩固和扩大改革的成果 ,更令人们关注。在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乡镇政权现状出发 ,认为应从乡镇政权组织制度创新着手 ,才能从根本上确保跳出“黄宗羲定律”。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评价 ,又分析了现行组织制度下乡镇政权的现状 ,最后提出了乡镇政权组织制度创新的政策选择基点。     

当前我国乡镇债务的多层面影响论析——基于安徽省若干乡镇的调查

乡镇债务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但消极影响更大。基于对安徽省多个乡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从微观、中观、宏观的层面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债务的影响。认为乡镇债务影响到农民、乡镇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利益,影响到乡镇基层政府正常运转,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和新农村建设,影响到国家政策主要是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综合改革的实施。应该采取措施积极化解乡镇债务,消减负面影响。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略论行政人格评价机制创新

作者认为行政人格的不如人意,确实正在严重地蚀解着政府在群众中的信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公务员人格评价机制实现创新。创新的要件是形成多向性的、公众可参与性的全面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