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GPA后对甘肃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影响

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下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诸边贸易协议,早在2007年我国就向WTO秘书处提交了加入GPA的申请和初步出价清单,并与GPA成员进行了首轮谈判,随着第二轮、第三轮以及之后谈判的进行,省级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也将成为GPA谈判的焦点。对此,需要对加入GPA后开放甘肃政府采购市场的利弊得失进行客观评估,并及时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国有企业纳入WTO《政府采购协定》问题研究

2007年末中国已向WTO秘书处提交附录1 初步出价清单,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GPA）谈判。中国提交的附录1初步出价清单中并没有包括国有企业,这与欧盟等GPA成员的期望相违背。国有企业是否纳入GPA管辖,这是我国加入GPA谈判可能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GPA文本没有对应纳入管辖的政府采购实体进行明确界定,但是相关条款体现的“政府的控制或影响”标准以及实践发展中所形成的“受约束实体的控制”原则,有助于为我国在国有企业是否纳入GPA管辖等问题上的出价和谈判提供指导。     

国际服务贸易救济制度简论

作为经济自由化的伴生物,贸易救济制度的价值在于对经济自由化给国内产业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救济。贸易救济制度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而且还适用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救济制度片面地把贸易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局限于货物贸易领域,形成了狭隘的贸易救济制度适用观。当前,应该着力构建国际服务贸易救济制度,即反服务倾销制度、反服务补贴制度和服务保障措施制度。     

我国政府采购法律体制的缺陷及重构

围绕政府采购出价清单的多轮谈判预示着我国加入GPA的日期临近,我国现行政府采购体制的内在冲突以及与GPA的外围对接障碍都凸显重构政府采购法律体制的迫切需求。为了推进国际经济一体化,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审视政府采购体制的缺陷,转变政府立法理念,以公平、正义、透明领衔各项采购制度设计,才能从根源上破除政府采购的困境,实现政府采购体制功能地有效发挥。     

刍论GPA视角下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完善

《政府采购法》的颁布施行,填补了我国政府采购领域立法的空白,有力地规范了政府采购行为。但与GPA规定相比,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在中国加入GPA的关键时期,应该从国情出发,根据GPA规定,协调《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的关系、完善《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原则、明晰政府采购的适用范围、规范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完善政府采购的质疑和投诉程序、健全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从而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浅析WTO《政府采购协定》中的非歧视原则

非歧视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在GPA中,非歧视原则因GPA诸边协议的特殊性而具有特殊适用和解释。论题比较国际经济法领域一般意义上的非歧视原则,重点分析了WTO《政府采购协定》非歧视原则的特殊性和适用例外,对如何运用WTO〈政府采购协定》非歧视原则适用例外的规定、为加入协定的出价开拓更广阔的谈判空间亦做了简要阐释。     

日本的贸易救济制度与中国的对日贸易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实行的是消极的贸易救济制度。日本一方面成为其他国家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国,另一方面却几乎不对他国实行贸易救济措施。因此,与中国对欧美贸易有所不同,中国的对日贸易迄今为止受到日本贸易救济制度影响比较小。但是,最近日本对韩国进口的D-RAM实行了反补贴措施,以此为契机,日本开始出现向积极的贸易救济制度转变的动向。这一转变必将对中国的对日贸易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加强对策。     

论我国行政救济的原则

行政救济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行政救济的原则问题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笔者试从行政救济原则确立的必要性及其确立标准入手,将行政救济的基本原则整合归纳为六条,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救济制度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不十分成熟,所以尽早明晰行政救济的原则,并在学界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不仅对完善行政法学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更好地构建和完善行政救济的一系列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民事权利救济的博弈分析

民事权利救济是法律社会的重要制度,其价值基础在于正义和效益,二者既冲突,又统一。博弈论认为,权利救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利益最大化、效率和均衡是“理性”的参与人战略组合中的基本要素。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我国权利救济制度应以效率和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     

行政法治视野下公立高等学校侵权救济问题探析

公立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与自治主体的双重角色,相应地其侵权救济制度也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行政行为侵权的救济制度,其二为自治行为侵权的救济制度。行政法治是行政行为侵权救济制度构建的价值基础与制度基础,行政行为侵权救济制度包括:符合正义标准的程序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以及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制度。     

WTO《政府采购协定》的中小企业例外问题

WTO《政府采购协定》没有明文规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措施与协定义务的相符性问题。因此，少数协定缔约方在其出价中列入扶持中小企业例外，以排除协定对相关政府采购措施的适用。在研究谈判历史、缔约方出价与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则以及综合评估利弊的基础上可以确定，由于该项例外并非实现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必要条件，并且须在加入谈判中付出相应代价，我国不必在加入协定的谈判中坚持该项例外，并应修改国内法规。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一种博弈框架分析

建立了一个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描述为具有相联系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并将“未来不确定性时期”这一因素引入分析之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对《服务贸易协议》实施情况的预期会影响当前服务贸易谈判的进程。双方应尽快完善各自内部服务业市场发展所须法律和制度环境,消除各种未来不确定性因素,才能达成《服务贸易协议》,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而满足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日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未来

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中日农产品贸易是一种互利、互补性的贸易,其贸易格局受多种因素决定。随着乌拉圭回合后国际农产品体制改革和中国加入WTO,中日农产品贸易前景乐观,但也存在许多新问题,诸如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不断,日本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对此,中国应以前瞻性的眼光采取相应对策。     

食品安全监管：行业维度下的自律分析

＂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是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所架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真正落实《食品安全法》就监管体制所做的安排,需要从制度上强化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食品行业自律监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以行业自律监管弥补政府监管失灵的预期功能,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整体效率,并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目标的实现。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文章分析了该制度的价值,主张我国亦应设立该制度.并从原告股东资格、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范围、前置程序、原告股东的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胜诉原告股东的比例性赔偿请求权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的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的制度设想.同时指出该制度的设立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面临的变革.     

多边服务贸易规则的重构及其应对

为保持服务贸易优势, 某些WTO成员正在着力推进国际服务贸易新规则的谈判。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在承诺模式、框架设计和具体内容等方面与现有服务贸易规则(GATS)存在差异, 将对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已声明加入TISA谈判, 但面临内外部阻力和障碍, 如现有FTA谈判模式与TISA谈判存在差异、国内服务业竞争力不足以及主要成员对中国加入谈判的态度模糊等。中国加入TISA谈判存在可能性, 欧盟等成员的支持、新一轮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以及自贸区战略的实施推广等, 都将为中国加入谈判提供有利条件。中国应该探讨各种可能途径, 积极参与多边服务贸易规则重构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欧盟贸易环境政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启示

在中国加入世贸、面临《京都议定书》后续谈判以及准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键时刻，试图通过对欧盟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得失分析，寻找中国新世纪贸易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崭新方向通过区域安排实现对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冲突的协调，并进而对今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制度的建立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21世纪初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 ,标志着当代国际贸易的内涵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多边贸易体制日臻完善。服务贸易自由化被纳入了多边贸易体制管辖之内 ,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 ,将在一种新的多边规则下进行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活动。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应根据当代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研究制定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关税谈判的政治经济分析

众多研究者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一个经济重组与改革的策略,借牺牲＂旧的＂经济达到市场化的目的,因此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实质上反映这一改革议程。这一看法与实情不尽吻合。入世关税减让的考虑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涉及政府仔细地平衡各个社会和政治力量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