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拐折模型分析

在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基于主次两类市场劳动力的质异性和市场选择,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呈弯曲向上的拐折曲线。一方面,在拐点以下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主体就业要优势于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另一方面表明“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提前出现,“民工荒”只不过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在该拐折曲线上的正常波动。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其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通过对刘易斯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的假设进行修正,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新概念和假设,并根据"广东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多段分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但其特征既不同于刘易斯对劳动力同质的假设,也不同于市场分割学派对于教育和培训仅仅是劳动力信号作用而无助于人力资本提高;教育和经验影响劳动的供给弹性和供求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缺乏供给弹性-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其中,"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符合"生存工资假说";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存在较大的差别,包括教育和有工作经验在内的人力资本对"缺乏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贡献较大,性别歧视在该市场较为明显.     

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及其经济学意义

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和再认识,运用刘易斯转折点及发展含义分析了＂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证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放弃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劳动者同质的假设,利用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改造模型,根据农民工正处于代际交替及＂质＂的差异性明显的事实,构建了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该模型能同时解释＂民工潮＂和＂民工荒＂产生的原理,并证明了＂民工荒＂是现行工资未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致。结论是：中国不仅尚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甚至未达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仍然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还有较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用工荒＂是现行工资低于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的结果,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是解决＂用工荒＂的根本途径。     

刘易斯二元发展模式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回顾了30多年来该模式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其理论和实际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给了我们如下启示:我国经济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结构模式,处于费—拉尼斯模式的农业剩余短缺阶段;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必须改变“剪刀差”政策所造成的不利的工农业贸易关系;发展乡镇企业是缓解农业过剩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较为适当的途径.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再解构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刘易斯的经典文献为基础，探析其原生思想，是批判继承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从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模型构建两个方面去把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可以发现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采用市场与非市场经济并存的二元性结构的古典假设，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古典模型。     

刘易斯拐点对甘肃地区“民工荒”现象的验证分析

近年甘肃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通过对二元经济模型和刘易斯拐点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确定拐点的判断标准,即劳动力转移引起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涨,进而引起工业部门实际工资上涨。结合甘肃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能认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解决＂民工荒＂的对策应该是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加大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科技文化素质;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延边劳动力市场分析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利用1980年至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延边劳动力市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延边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其生存水准,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说明延边经济发展未出现刘易斯转折点附近发生的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并未发生结构变化.     

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在深入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二元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路与对策。     

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农村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将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刘易斯模型,投资与工资差距会实现劳动力的转移。近几年,投资的相对不足与较低的农民收入降低了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根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分析,应当实行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生产性投资、保障农民工利益等相关措施加速劳动力的转移。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论受教育程度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对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发现,影响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多变量中,教育变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倾向和非农就业地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而且可以削弱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区位、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作用越低.因此,要提高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首先应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论落后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后发优势的发挥

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质是二元经济制约下的“落后的增长”,要打破“落后的增长”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培育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转变建立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的梯度推移发展思路,选择某些先进产业或优势产业进行突进,实现优势产业的技术区位的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赶超。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二元结构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形成了农民工阶层,他们和城市原有居民在身份、就业、收入、公民权利、社会保障、消费水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明显,由此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城市二元结构必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加强对城市二元结构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伦理缺陷

本文从经济伦理规范的角度,对我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的主要伦理缺陷有:农民工与城市正式职工相比,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就业选择缺乏机会公平;劳动报酬缺乏经济公平;劳动力形成过程缺乏起点公平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缺乏结果公平。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非均衡制度变迁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

非均衡制度变迁形成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与“非永久性乡城迁移”的特殊转移路径.城乡二元财政体制导致单位农业产值和每一农业劳动者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仍然远小于非农业部门,而二元金融体制、土地征用制度及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性制度又导致了农业资源的大量流出: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路径影响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另一方面,农业资源又在制度与市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流入城市非农产业.受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的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从而导致农业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有较大差距,二元经济强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与其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路径选择

我国国民经济一直呈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且日趋明显,转换二元经济结构已成当务之急。要转换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发展是根本,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必由之路。      

城镇化--中国二元化经济结构的最终出路

结合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和"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为背景指出城镇化是解决而元化经济结构的最终的出路,并对我国城镇化的几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新疆经济和谐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

新疆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同时以汉族和少数民族为主要人口的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多重经济结构转换的协调推进是新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建立多重经济结构转换良性互动机制是新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南疆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是多重经济结构转换协调推进的“瓶颈”。增强南疆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建立“参与一分享发展”机制是促进新疆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多重经济结构转化,协调推进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