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收入增加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工作调研数据,根据贫困户2017年和2018年获得的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分配,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评估产业项目扶贫收益分配对贫困户脱贫稳固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分配对贫困户脱贫稳固程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与不接受项目收益分配相比,贫困户接受项目收益分配的脱贫稳固程度要高出20%左右。最后,文章提出了如何规划产业使贫困户现在及其进入相对贫困状态都有增加收入效应的建议。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的实际困境与破解对策——以对广西兴安县的调研为例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革命老区在打赢脱贫攻坚之战中,应充分发挥独有的红色文化优势,从而高质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革命老区兴安县在文化传承及脱贫攻坚中存在一定问题,如红色资源开发水平较低、贫困户内生动力乏力、扶贫队伍待遇较差、政府扶贫模式单一、扶贫末端监管薄弱,等等。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从提高民众传承红色基因意识、提升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探索"互联网+"模式、强化扶贫干部队伍建设及保障待遇等方面入手。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现象解析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领域内存在着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社会怪象,以"均贫""扮贫""赖贫"以及"盼贫"为四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农户"争贫"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扶贫程序设计存在不足、乡土社会心理异变、微观场域权力失范以及农户内生脱贫动力匮乏是农户"争贫"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治理之策是进一步完善扶贫标准和程序设计、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确保农村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增强贫困户精神脱贫的动力和能力,由此来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从群众认可度看扶贫政策完善——基于湖北武陵山片区的调查分析

群众是精准扶贫成效的最终评判者。通过对武陵山片区的实地调研和指标测算,发现当地群众对精准扶贫的认可度总体较高,但不同地区有不小差距,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扶贫工作总体上成效显著但还有提升空间。此外,扶贫进入攻坚阶段后,出现了一些影响群众认可度的新问题、新困难,如脱贫户的退出问题,老年贫困户子女赡养问题,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房屋改造中的面子工程问题和实施方式问题等,需要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进行相应的政策和实践方面的调整。     

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

乡村旅游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重要脱贫措施,如何通过精准帮扶消融贫困户的参与障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能力,是实现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关键。这一机理与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主客观统一的核心要义相契合。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乡村旅游扶贫运行逻辑的契合性,应通过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智”培育贫困户现代理性,扶“技”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扶“行”实现贫困户在参与式帮扶中自我成长等帮扶措施,实现贫困户脱贫目标。     

区域内生发展下连片贫困区 精准扶贫的质量提升

精准扶贫并未解决过去扶贫存在的质量问题。精准扶贫的质量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适用性”不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内生动力不足。要激发扶贫主体和对象的内生动力,依据区域内生发展理论,关键要调动当地政府、企业和扶贫对象的积极性。为达此目的,需要实现政府角色的转变,即由“全能型政府”向“能促型政府”转变。     

县域扶贫项目制的“耗散”过程及其逻辑

扶贫项目制是我国扶贫开发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项目制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影响预期目标实现,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微腐败、利益共谋、贫困户参与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项目制的非制度性损耗。但从县域调查来看,项目制下扶贫资源在论证、申报、立项、实施、验收、监管过程中存在制度性耗散与非制度性耗散两种现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贫项目流程繁杂造成的时间耗费、扶贫项目跑动与论证过程的资金消耗、扶贫项目实施的机构增设与监督成本耗费;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项目虚报与重数量轻质量、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与阻工闹工、项目验收中的资金挪用和监管缺失等。扶贫项目耗散现象产生主要是在“项目治县”的县域发展逻辑、项目争取的县乡（镇）村竞争逻辑与项目实施中的政绩至上逻辑、项目效益的社会动员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后精准扶贫时期广西农村脱贫困境及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对山区贫困村的调研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的贫困现状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基于在山区贫困村的调研，并结合扶贫的现状，认为造成当前农村脱贫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精准识别的“局限性”与精准扶贫内涵“精细化”相冲突，精准识别的“层级化”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不对等，帮扶措施的“大众化”与贫困户需求的“多元化”之间存在矛盾，帮扶方式的“物质化”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精准扶贫的“暂时性”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村级干部综合管理水平低、带富能力不足，贫困户脱贫能力受限、生存能力低。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结构性分化与社会转型，农户在社会的交互中本体性价值缺失，失去发展动力。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J县为例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扶志扶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作为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可以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持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是实现高质量脱贫的重要途径。结合当前中国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政策要求,以平衡计分卡(BSC)为工具构建评价指标框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指标权重的设置,构建以贫困户收入增长与帮扶满意度为核心的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并将J贫困县2019年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效果与资金运营等情况应用到本文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中,对J县产业扶贫资金在群众满意、资金效益、资金管理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     

基于二维语义证据理论的资产评估风险研究

评估资产评估项目的风险是否超出合理的范围,可以有效防范资产评估执业风险。利用二维语义的证据推理理论综合专家对资产评估项目风险的评价,并对项目风险进行排序,为后续是否承接业务、聘请专家协助工作提供意见。文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资产评估执业风险的防范,提出"增强资产评估机构风险防范意识,规范注册资产评估师利用专家工作行为,提高资产评估人员的执业能力"等政策建议。     

反贫困中的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 利益耦合机制

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扶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企业参与扶贫的实践案例很多,但是关于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反贫困协同行动如何持久却是一个探讨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对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模式的考察,力求剖析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在反贫困中达成一致行动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探究此模式包含的利益耦合机制,试图回答协同反贫困行动如何持续这一问题。分析认为“鹤峰模式”使得地方政府绩效增加、扶贫企业获利和贫困户实现减贫。总结了“鹤峰模式”的几个特征：其推行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扶贫成本分担机制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得以重新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其能长期持续运行的核心动力。鹤峰县的这一反贫困模式至少有以下3点启示：一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贫困问题,以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二是产业扶贫能否持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动力机制;三是“鹤峰模式”具备较强的推广性和可复制性。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扶贫产业落地中“精英帮扶”的实践及内在机理——以辽宁省Z县A村养殖业为例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除了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外，村庄精英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辽宁省Z县A村实践表明，在关注“地方性知识”并依照贫困户特有“惯习”的基础上，村庄精英在产业定位、资金筹措、技术传授、市场开拓等环节给予贫困户以重要帮扶，能大大提高产业扶贫的效率。研究发现，在基于自保与自利理性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中，政府、精英与贫困户的相互需求依赖以及熟人社会的场域基础是促成“精英帮扶”的重要因素。为确保并提升“精英帮扶”的效度，需要加强监督并注重思想引导，加大扶持力度，进而在精英与贫困户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帮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