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前后财政支出对于经济的影响——基于VES、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我们首先对模型的选取进行了说明,指出Barro,Sala—i—Martin（1992）的第2类模型较可取;然后运用VEC模型对我国改革后的财政支出对于经济的影响、运用VAR模型对我国改革前的财政支出对于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改革后形成了协整均衡关系,并且由改革前的财政支出的瞬间作用变为短期作用但最终的副作用更大;改革后财政支出导致产出、资本、劳动力长期的波动性增大,同时财政支出对于资本、劳动力的变动（或称波动）的影响作用是主导性、压倒性的.     

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下财政支出的均衡路径选择

文章以区域协调增长为背景,探讨政府财政支出的均衡作用路径,在包含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区域模型中,讨论了财政支出边际贡献率和区域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的影响,并模拟计算发达地区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支出规模,将有必要实施横向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距,并分析其政策含义。     

黑龙江省财政资金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评价

运用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关系理论,以黑龙江省1985--2009年的财政支出与GDP数据为例,系统分析了黑龙江省财政资金支出规模与GDP发展变化的特征和趋势,描述了黑龙江省财政支出增长率、GDP增长率,以及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边际倾向,并进一步就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黑龙江省财政支出规模和GDP之间存在着正向促进的关系,指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财政投入不足是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消费需求与物质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采用我国1978-2010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从消费需求与物质资本形成视角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增长关系,但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只存在阻碍作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引起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该作用减弱;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使得该作用加强,但短期内对物质资本形成没有显著影响.     

区域消费波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依据,在完全可替代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区域消费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利用长系列的区域经济产出(GDP)及其构成数据、劳动力投入数据等,计算、模拟了从1981—2000年我国省市区消费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1)区域资本、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以资本投入增长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推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力增长的作用。(2)区域消费的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起阻碍作用。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C-D生产函数和已有的理论基础,选取1990-2014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农业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利用“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稳健型协方差矩阵来估计静态面板模型系数的标准误,同时基于二步系统GMM法对动态面板模型系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我省各地级市农业产出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调整过程;我省各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直接边际产出效应相对较小,但影响非常显著;而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较大,但影响不够显著.建议加大公共性农业投入;加快农村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提升农业产出的规模效益,促进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储蓄率.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这三个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建立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合肥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依据合肥市199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生产函数法构造超越对数式C-D生产函数,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变量的单整检验、协整检验发现数据呈现最佳线性无偏(BLUE)的优良性质,在此基础上,运用OLS方法估算出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近似产出弹性为0.01,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变化率发生1%的变动时,由它引起的产出变化率的变化率变动是0.01。并且我们发现滞后三期对经济产出影响最大。结合近似资本边际产出与MPK的相关性,证实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有正向贡献。研究认为当前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仍不失为重要投资领域,今后要在保持投资力度前提下,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合肥市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     

加强高等学校资金管理的设想

从介绍高等学校预算资金的管理特点、内容与管理形式入手,着重从综合财务计划、健全与完善定额管理、严格执行费用开支标准、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和加强经济活动分析等方面设想阐述如何加强高等学校资金管理,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财务管理的几点建议.     

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时机及其框架设计

为维持体制内的增长，政府实行了垄断性金融制度安排。这一安排在改革初期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推进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边际成本已经超过了边际收益，加之我国已加入WTO，银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重要的是做好民营银行的框架设计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地区选择、资本结构和分级管理三个方面。     

制度变迁、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金融制度变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论得出金融发展、金融深化、融资结构等金融指标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大,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进步创新。由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不强,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增长,我国应大力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使之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论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

在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中,关于企业理财的目标有多种观点,其中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目标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它们对企业价值的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缺陷。财务管理环境对理财目标模式有重大影响,真实评价财务业绩及价值已成为财务管理目标问题的核心。可以采用企业经济增加值最大化为财务目标,衡量企业资本可持续有效增值。     

资本形成和流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但东部地区在财政收入与支出、固定资产投资、FDI、对外投资、银行存款与贷款余额五方面均存在差别。加上东部各省市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外资利用情况,各省市经济的发展呈现较大差异。实证检验证明：东部地区资本流动省际差异巨大,从银行存贷资金来看,东部地区均是资金流出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地区的经济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财政收支和FDI对经济影响的差异;人均存贷差对东部整体影响的不显著,说明了东部地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无效率,但人均存贷差对东部三个区域却存在不同影响。     

金融支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作者为了探究金融支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县域经济的长期增长要依靠县域金融的支持;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推动县域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显著原因。     

海洋财政政策与海洋经济发展关系的协整分析简

为明确海洋财政政策在我国海洋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基于山东省1992—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通过全面考察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得出的实证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与支出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且在110年的滞后期内其贡献率基本达到80％左右,而财政支出效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显著。由此说明,海洋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因海洋产业财政投入的不足及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