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文化精神的内涵及其影响

陶渊明和他的作品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对象,千百年来文人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和认识延绵不绝,经久不衰。其原因是,陶渊明对整个中国文化品格的塑造以及对文人心性的陶冶起着深不可测的作用。     

论中国绘画的形构特质

中国悠久的绘画历史,积淀了丰富的笔墨技法。它的程序性和符号性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品位和气质。作画者一旦熟练地掌握工具和笔墨技法,他的作品将光彩夺目。     

寻找永恒的记忆——记李永清的大漆世界

主持语：作为中国当代的漆艺术家,李永清所创作的漆画和漆艺,多年来在本领域不息的耕耘与精彩收获,为人们所瞩目。李永清的漆艺术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偏重于绘画性和抒情表现性的现代漆画作品,另一类是着重于器物形体及＂质觉＂形态的抽象性表现的漆艺作品。他将传统器物的形状作为一种符号元素,运用不同的材料与工序呈现出内涵丰富的当...     

开创陶渊明研究新局面的浅见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他的作品千百年来为广大读者所爱好,为众多批评家所赞扬。建国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受人注目的“热门”古典作家之一。当前学术界关于陶渊明研究的热潮方兴未艾,十分喜人。在这种大好形势面前,如何把陶渊明研究引向深入、持久,的确是摆在古典文学工作者面前一个极为紧迫的重要课题。对此,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丧失信心,象个别同志所说的那样,陶渊明这种“大家”,前人已经探讨得差不多了,再搞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了;也不宜盲目乐观,掉以轻心,认为不用费多少气力,就可以拿出新成果,而看不到继续深入发掘的难度。我们应该本着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总结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开创陶渊明研究的新局面,这是广大陶渊明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心愿。     

论陶渊明进入田园诗境界的心理与艺术调整──兼说陶渊明的豪放诗作

围绕陶渊明田园作品的热烈反响已持续一千多年了。陶渊明田园境界的创造，是他理想人格对现实人格的一个突破和超越，表现了中国中世纪一个知识分子用艺术家的手段，进行了一次对生命本身意义的追索。     

茅盾论陶评析

陶渊明的作品,千百年来为广大读者所爱好,为众多批评家所赞扬。建国以来,陶渊明研究在古典文学领域一直是“热门”课题,其热潮方兴未艾。倘若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关于陶渊明的研究,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同,美学趣味不同,人们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往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存在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故,王瑶在《陶渊明研究随想》中着重指出:这是陶渊明研究中一个必须正视的重要现象。(见《九江师专学报》1984年一期)     

陶渊明的农业文学

在经历了官场“折腰”和心灵痛苦之后，陶渊明才真正认识到乡村田园作为心灵自由的天地的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他在回归田园以后，一方面以隐士的审美眼光讴歌农民生活的诗意美，成为中国田园抒情诗的最早诗人和最杰出的代表；另一方面，他以隐士的幢憬构建理想的农民乐园─—桃花源，成为中国农业政治文学中最优美且影响最大的作品。陶渊明对中国农业文学的这两大贡献，使他成为中国这个东方农业古国中最有文化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历史中的两个陶渊明

“陶渊明”之称有两个含义，一是历史上的陶渊明，另一个是真实的陶渊明。真实的陶渊明具有二元对立的人格结构，他在文化人格和世俗人格的左右下，对人生、名声和仕途有着矛盾的观点，这缘于陶渊明性格上的的克制性。从他对酒、对琴和贫困的自述中可以得知他在为人上有一定的虚伪性。     

从陶渊明为儿命名看其理想人格

符号学家里奇在其著作《语义学》中,将符号的意义分为七类,以这七类符号意义去解析陶渊明五个儿子的名字,可以看出命名者陶渊明的理想人格。     

陶渊明的文学地位是如何逐步确立的

本文主要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探讨了陶渊明的地位及其作品的美学价值。他的文学地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的。作为一名诗人，陶渊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至唐，陶渊明的作品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至宋代，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才真正完全确立下来，并以其高尚的人格和独特的诗风而昭示后人。这一现象，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审美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参数。     

论元代题陶画诗

元代是中国古代题画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陶渊明作为高蹈超逸的典型形象,被频频入画并大量题咏。考察这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题画诗,其中渗透着元人隐逸遁世的情结、对渊明高洁人品的赞赏和对其艺术人生的追慕,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助进一步了解陶渊明所体现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以及在他在元代及其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陶渊明的休闲思想

从远古社会到现今的21世纪,中国已经拥有5 000多年的历史,其思想文化内涵的深度可想而知,而在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中,休闲思想可谓是一块瑰宝。在休闲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当属陶渊明对休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陶渊明休闲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当时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政治背景、儒家休闲哲学中的自觉性与体验性以及道家休闲哲学观念中的"道法自然"和"返璞归真",陶渊明的休闲思想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冈村繁之陶渊明及其相关现代性问题——兼评胡晓明《龙舟舵手与陶渊明》

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向以高洁的人格、冲澹的诗风受到普遍推崇。但在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所著《陶渊明新论》一书里,陶之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隐逸,均属率意任性的极端个人主义,明显缺乏社会协调性。对此论陶新说,国内学者多不以为然,指出其背后隐藏着的现代性叙事逻辑及日本现代公司伦理,有违古代陶渊明之真实。文章认为,重要的不是在孰是孰非之间遽下判断,而是在现代陶渊明研究中,引入现代性＂自反＂意识,检审所有立论特别是自身立论的前提,同时将对＂真实＂的理解由对古代事实的绝对还原的＂真＂向研究者共同体内相互切磋、形成共识的＂真＂转变。惟其如此,才能拓展陶渊明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农耕文明气质

传统阅读的弊根是把陶渊明放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框架中来审理。其实陶渊明出任的直接原因是贫、饥,上有老下有小,而归隐是由于他生于乡野,官场生活终不适应。在中国古代田园诗人中,唯有他笔下的田园世界呈现"可居而可赏"的境界。他的诗风是农耕气质的伟大象征。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分量和意义堪与屈、李、杜比肩。     

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文化建构

陶渊明之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菊花＂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意象。到了陶渊明这里,＂菊＂成了一个特立的审美意象。之后,＂菊花＂逐步形成了习用的文学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建构过程中,陶渊明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一是＂菊＂的南方诗学意象建构;二是＂菊＂的田园旨趣美学建构;三是＂菊＂的隐逸象征系统建构;四是＂菊＂的重阳话语建构。陶渊明与菊意象形成了一种符号化和被符号化的关系。     

论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可谓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其人生后半段隐居田园期间,更是将陶公作为效仿的对象,写下了大量效陶的田园诗篇。本文拟从气节操守、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诗文及艺术风格方面来论述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儒道互补于和谐:以《时运》、《游斜川》为例

儒、道美学思想对中国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相互渗透补充,而和谐则是两者互补的焦点。陶渊明慕儒法道,并行不悖,把和谐的理想注入《时运》、《游斜川》之中。透视《时运》可知渊明之志与曾点之志的同一;而《游斜川》则是一首进入人生化境的和谐畅想曲。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