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从逻辑向度和价值维度的视域,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指向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所在, 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更好地实现两者的有机契合和协调推进。同时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 进一步明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关系, 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试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科学思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国内国际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作出的战略新思维.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文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方面,总结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演化历史和系统性特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作为一个巨系统,结合系统科学“老三论”“新三论”,分析了“四个全面”战略指导并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发展创新驱动的核心“序参量”,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系统安定有序的两个轮子,健康快速地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百”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演化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治国理政的总体性战略,不但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科学思想,而且还创造性地将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丰富了系统科学理论方法.     

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战略保障;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它与其他"三个全面"共同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逻辑及其实践要求再思考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方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每一个"全面"都有着各自精妙的设计,又相互贯通,紧密联系,构成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系统整体。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依靠全体人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大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这一新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是深刻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行动指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内在相连的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集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充分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各自的内在关系,精准把握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逻辑看西部乡村治理与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推动乡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大战略,它既具有战略层面上的宏大,又具有乡村治理层面上的具体,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当下的西部农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近郊村、资源村、贫困村、普通村。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需求不一,治理侧重不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乡村治理在微观层面具有较强的耦合性,这一战略布局引领我们构建西部乡村有效治理的四个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当下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目标引领,在贫困乡村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成为现阶段的共识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动力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特色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助推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保障引领,营造有序、安全和正义的发展环境;"全面从严治党"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组织引领,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三农"工作队伍。     

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新境界——基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考

新时代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新节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动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勇气;全面依法治国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规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慧;全面从严治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保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担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增添新内涵,开辟了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新境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中国式价值基础

将一种价值立场宣布为普世性的做法,不管如何强调其价值立场的客观性,始终无法改变这一做法的唯心史观特征,因此立足于中国的实践语境、内在于中国人民群众这一主体的共同需求,完全有必要主张一种"中国式价值"."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命题的提出正是关于"中国式价值"的根本论断,它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价值基础的同时对其发挥着理论奠基功能以及政治引领功能.     

中国梦视阈下的“四个全面”——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维思考

“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基于中国梦的视阈,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现实、未来纵向三大维度审视“四个全面”。从历史维度看,“四个全面”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从现实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问题,是“四个全面”提出的客观要求;从未来的维度看,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当代大学生责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当前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精髓,它的形成是有时间脉络的,并且每一个"全面"是有逻辑关系的。当代大学生要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必然要以强大的责任心,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绽放自己的青春。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