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的真理之路

奥古斯丁的“知识论”与他对生存之确定性的寻求有关。从广义上说,知识论就是真理、确定性与幸福的统一,认识论与“救赎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寻求确定性和幸福是他追求真理的目的,而知识则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对上帝的知识是通往幸福的阶梯。尽管如此,奥古斯丁围绕语言、记忆与光照,分别论述了抽象概念的形成、真观念的源泉等知识论问题。其中光照论是核心,奥古斯丁的光照论是一种独特的概念论,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和光形而上学的结合,对西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孙龙子·名实论》的现代解读

以现代符号学理论为分析工具 ,对《名实论》作出了新的诠释与分析。认为公孙龙的“名”即事物的名称。他提出的“正名”原则 ,正确地揭示语词符号 (名 )与指称对象之间的确定性 ,而其所论名实关系 ,已不限于语义学方面 ,而且涉及到了语用学问题     

从符号学观点看公孙龙的兼名独立性思想

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或字符组成的事物名称.公孙龙是先秦兼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白马论》和《通变论》中,较系统地探讨了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不仅是先秦名学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思想,也是公孙龙对于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符号学与当代西方艺术研究

符号学是西方艺术研究领域当下流行的研究方法,它的先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艺术符号学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形象性而赋予了一系列特点。夏皮罗的符号学研究考察了艺术作品中人物的姿态、位置、背景所蕴含的符号学意义;鲍尔强调阐释者选择的方式决定艺术品的意义;布赖森深入讨论了艺术符号学研究过程中“语境”和“文本”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研究给西方传统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荀子的正名论与符号学

语言符号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符号学家和语言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自古希腊以来,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争辩就一直持续不断.与此同时,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集名实论之大成,也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作者从符号的价值、系统、约定俗成等几个方面考察了苟子名实论的符号学观点,认为名、实问题的论争包含着中国语言符号学的最初萌芽,它构建了我国最早的应用符号学.     

休谟的怀疑论及其历史地位

大卫·休漠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他的怀疑主义对他以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有重要影响.休馍以其所提问题的深刻性和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全面影响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它不仅奠定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基本框架,还开创了现代西方诸多哲学流派的先河,全方位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传统哲学的道路.     

浅析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中的“神创论”

从古希腊神话及基督创世着手,以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为线索,通过论述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对人的主观意志的肯定等观点,提出了西方"神创论"的出现是与肯定人的主观意志的观念并行的。阐述了即使中世纪强化上帝的创造性,也出现了肯定"人的创造性"的萌芽认知。其中以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为代表,他有限地发现了人的创造性,为人类实现真正的"人的创造"带来了曙光。     

奥古斯丁原罪论所透视的人类生存之维

本文从生存论的角度对奥古斯丁的原罪论进行解读,指出奥古斯丁的原罪论透视的人类流变的生存境遇之下的基本维度,表明人类永恒地生存于"超越性"与"有限性"的悖论之中;生存于诱惑之网中;生存于为罪性所渗透的向度之中。因而,人类的生存从总体上讲是一场悲剧,奥古斯丁用上帝的救赎来消解这一悲剧性,提示了人类的幸福之路。     

梳理传统时间观以探讨海德格尔的时间观

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柏格森和胡塞尔等西方哲学家都曾研究过时间,并各自对其有不同的解释.而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时间性的到时,海德格尔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存在的意义,而要通达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时间,海德格尔以时间为切入点考察此在进而研究存在.要想对海德格尔"存在"的意义有超越性的理解就必须对其时间也作超越传统哲学的理解.     

奥古斯丁与预定论的思想范型

根据奥古斯丁在反贝拉纠、半贝拉纠派论战中的最后代表作《论鉴戒与恩典》、《论圣徒的预定》、《论坚忍不渝之恩》,本文尝试分析奥古斯丁在426年以后的预定论思想。半贝拉纠派的论点迫使奥古斯丁在恩典论上采取日益激进的立场,造就了基督宗教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预定论范型,但是预定论的自身悖论引发更大的教义学危机,为西方思想史留下一种危机四伏的问题模式。     

浅析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处理

恶的问题是基督教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的出现对上帝的存在、上帝所被赋予的各种属性以及基督教的某些信条产生了威胁。无神论哲学家们利用这个问题攻击基督教的信仰,而神学家们则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以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奥古斯丁就是其中的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浅析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辩护来澄清以下观点:奥古斯丁并没有成功地说明上帝不是恶的来源。     

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文化意蕴分析

圣·奥古斯丁并不属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宗教家和哲学家,只不过是古代基督教神学的拉丁教父而已。但由于他生活在罗马帝国及其古代文化已近解体,基督教逐渐开始占据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转折时期,加之他的思想对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学说影响极为巨大。因此,他的创作带有鲜明地文化转型特征。《忏悔录》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上都与古代文化明显不同,而对后代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文学具有开拓之功。     

先秦诸子的社会语言学思想

乱世先秦催生了中国古代璀璨的思想和文化,受各自的政治立场的影响,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语言观。在他们眼中,语言代码不仅仅表示单纯的符号意义,而是蕴含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及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为此,孔子、墨子、尹文子和荀子等试图通过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及语言的规范来揭示语言的本质。其实质是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借助语言对社会关系进行重建或重构,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规范有序。     

从Ousiology到Physiology——古代晚期基督教哲学论Being、Physis和Koinonia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古代晚期基督教哲学建立的Being语义学新典范,分析了古代西方本体论(Ontology)从Ousiology到Physiology的转变.据此,本文阐释了基督教哲学家在Being、Physis和Koinonia之间确立的新关系,以及从不同方面(主体性、历史性、关系性和动力学)所赋予Being的新意义.     

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以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例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毋庸讳言,但当前对于宗教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表明,研究其语言修辞艺术是了解他将宗教经验转换为文学创作源泉的关键。这为研究宗教文学和宗教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研究宗教徒的文学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学创作所受到的信仰实践的影响,其作品往往会带上宗教的意图。因而,在文学创作中,作为宗教徒的文学家会在作品框架的建构、内容的选择、艺术手法的使用等各方面表现出与非宗教徒文学家很大的差异,奥古斯丁详尽、细致地描述其两次宗教经验而忽略很多个人生活细节的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宗教文学史的研究来说也是如此,不仅仅要研究这些宗教徒作家创作了什么,还要研究他们所选择的创作内容、语言表达与其信仰之间的关联以及作品的宗教品性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形而上维度——兼与康德自由意志的比较

"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奥古斯丁从形而上角度论证自由意志概念的三个维度:本源性自由、决断性自由、恩典性自由。康德也是从形而上维度论证自由意志概念的。然而,两者存在根本差异。奥古斯丁主要为神正论辩护,具有典型的信仰主义特点;而康德主要为人的理性辩护,具有典型的理性主义特点。虽然二者的自由意志概念有相同之处,但奥古斯丁与康德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旨趣是不同的。     

奥古斯丁早期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和思考

对＂恶的来源＂问题的追问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尤为重要。早期奥古斯丁对此问题的观点经历了不少转折,而这些转折也成就了奥古斯丁思想层次的提升。奥古斯丁先是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接受一种二元的善恶观,又在遇到疑惑后转向怀疑论。经历过渡期之后,他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答了＂恶的来源＂问题,并将其应用在对伦理之恶的解释中。     

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宋代理学家的《诗经》研究

宋代理学家一方面从涵养性情的理学角度对《诗经》作了性理阐释 ,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了对诗歌创作、欣赏的观点 ,对诗之兴的重视和思无邪的强调 ,也影响到了宋诗学 ,由此 ,成为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王廷相与徐敬德的人性论之比较

当前学界在对王廷相和徐敬德的比较研究中，大多集中在作为他们哲学基础的气哲学，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一方面，则不仅无法进一步理解他们丰富的哲学思想，更无法对他们的哲学特色、思想差异做出科学的评价。因此，对王廷相和徐敬德在人性的来源、产生人性善恶的原因以及去恶存善的修养功夫进行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

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本体论这个译名使我们对西方的ontology产生了根本的误解。熊十力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人类思想的普遍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术语的确是"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就反向格义的思想路数而言,牟宗三与其师如出一辙。反向格义的结果是,我们把被人已经彻底批判否定的东西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来接受,而西方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