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与分配正义

经济伦理学作为以“经济—伦理”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应该具有“经济”（效率）与“伦理”（美德）两个学科目标;同时,分配正义作为“充分的”分配正义也应该是综合的分配正义,即是经济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社会公平）两种正义的结合。研究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双重目标与综合的分配正义,结合经济分配正义和社会分配正义两种分配正义的使命正好吻合,它可以通过一种立足于“历史原则”基础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来实现综合的分配正义。     

当代中国初次分配正义原则的建构——基于约翰·罗默分配正义理论的视角

分配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当前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分配正义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过程中实行的原则。当今时代要求把公正具体到初次分配领域,"更加注重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借鉴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约翰.罗默的机会平等、个人努力以及兼顾社会最不利群体的利益等分配正义理念,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体现公平价值取向,就必须践行机会平等原则、应得原则和补偿原则。     

新时代财富分配视域下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原则

实现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反映出社会主义的公平追求，“富裕”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效率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公平追求同市场经济竞争、效率的市场特性的统一。公平是共同富裕的目的善，效率是手段善，共同富裕的实现就是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过程。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共同富裕的财富分配在效率维度下应坚持正义原则，在公平维度下应坚持仁爱原则，二者是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财富分配首先应该立足现实，遵循正义原则，既保证竞争、效率，促进财富的可持续增长，又尊重、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坚定公平的价值理想，弘扬道德伦理，遵循仁爱原则，进一步补充完善财富分配体系。最终形成以正义原则为主，仁爱原则为辅，协同推进的共同富裕模式。     

底线正义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基于社会救助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对于解决现代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得正义"作为一种原初的分配正义具有必要性,但也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社会救助制度的分配正义价值,体现为与需求原则、平等原则和共享原则相联系的"底线正义"。坚持社会救助制度的底线正义价值,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转型期初次分配领域正义原则重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分配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过程中实行了什么样的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实际,反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借鉴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念,认为要实现初次分配领域内的公平正义,必须践行平等原则、贡献原则和补偿原则。     

关于社会分配公平问题的思考

社会分配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分配公平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追求自由与平等是其分配的价值基础。社会分配公平不是平均分配，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分配，而更应包括非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要实现社会分配公平主要是依靠制度的正义创设与安排。     

分配正义与政府管理价值导向之重塑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进行批评借鉴,可以为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理念下政府管理价值导向的重塑提供理论资源。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价值导向应以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为基础,有效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初次分配中追求机会公平、竞争条件公平,在再次分配中追求实质的公平。     

"正义论"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

本文主要从分配层面探讨罗尔斯的正义论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面临公平与效率的现实选择,面对中国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相对平等,应根据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对结果进行适当的矫正.     

论市场正义

通过市场机制分配社会利益的规则称之为市场正义。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合理性,市场正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市场正义自发地促进了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社会公益的实现。然而,市场正义只是一种原始的、理想的经济正义,市场竞争导致了贫富悬殊、公地悲剧与唯利是图等道德问题。仅靠市场机制所实现的利益分配,不能直接达到较充分程度的公平合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可能导致较严重的社会不公。因此,必须根据社会正义矫正市场正义的缺陷,以促进社会公平。     

分配正义：从亚里士多德、斯密到马克思

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主张中呈现不同的理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深入个人德性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指涉对人自我本性的教化，奠定了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础。斯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应得分配观，以一种天然的交换正义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转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超越了德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形成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正义。从分配正义最初的政治表达转向经济探寻，再至超越传统分配正义内容和形式的生产正义，能够彰显更具历史感的分配正义。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