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骈文复兴与时代学术关系论辨

乾嘉时期汉学家从经学到文学对理学进行了清理,汉学与宋学对峙,骈文与古文对峙。在汉学家的推动下,骈文被推到了文章正宗的地位,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遭到了怀疑。骈文理论的突起与乾嘉学术的复古思潮、反宋学基调及文人幕府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黄式三学术思想评议

黄式三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治学路向 ,坚持以实事求是来衡量学术 ;主张汉宋调和 ,尤其是从学术演变的角度论证汉学和宋学的关系 ,见解独特 ;推崇礼学 ,与 18世纪末出现的“以礼代理”倾向形成默契。其学术思想凸显了传统学术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特色 ,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值得注意     

论宋学兴起的原因

宋学是中国经学史上继汉学之后兴起于宋代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宋学的兴起 ,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 ,生产关系变迁的震荡 ;第二 ,空前繁盛的经济文化 ;第三 ,重经旨的科举考试改革 ;第四 ,宽松的文化氛围 ;第五 ,高度发达的学校教育 ;第六 ,传统经学的僵化和没落以及儒佛道三家学说的渗透和融合。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深入研究扬州学派,显然有助子更准确地阐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既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乾嘉汉学家的经学思维方式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对乾嘉汉学的出现及其两种学风、乾嘉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内容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作者认为，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要内容看，宋明理学与乾嘉汉学并无本质区别，乾嘉汉学家们也始终未能超离出经学传统的窠臼     

从汉宋兼采思想兴起看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以翁方纲、章学诚、许宗彦三家学说为考察中心

汉宋兼采思想学派是清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学术派别,前后流衍数百年,其兴起原因十分复杂,而乾嘉时期的翁方纲、章学诚和许宗彦的言论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翁方纲认为汉学与宋学合则双美;章学诚则认为二者离则两伤;许宗彦认为汉学为下学,必须上达宋学才算圣贤之道。三人言论虽略有异,却都是为了补汉学之偏,救宋学之弊,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向的消息,今日探讨,仍有现实意义。?更多还原     

论明中期经学对宋学的反动——以杨慎对经学的阐释为中心

在明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对宋学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开始检讨宋学之失,重新肯定汉学之功,强调汉、宋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反宋学必定回复至汉、唐之学,故学者多倡言古注疏的重要性,在经书注解方面注重文字、声韵的研究和名物制度的考订等,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杨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他倡导汉学,重视音韵训诂,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开创了新的经学研究风气。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毕竟是考据学兴起的开端。杨慎对经学的阐释已表现出其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崇尚博洽、以实证的研究拒斥宋学思辨的趋向。汉学自明中期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试论林伯桐的汉宋兼采思想

林伯桐是晚清岭南地区知名学者之一,但是历来学术界对其研究不多。其思想介于汉学与宋学之间,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提倡"道一"观,对于汉学和宋学的分歧提出了平议汉宋的思想主张,在考据、义理、文辞、学问诸多问题上都给出了贴近其时代的客观评价,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基本概况,对于其同乡后学陈澧发扬汉宋兼采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林伯桐是岭南汉宋兼采思想承先启后式的重要学者,学界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中国古典学术流变大势述要

本文依据学术主潮将中国古典学术史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五个阶段。以主要学术形态为纲,学派学脉、宗师传人为纬,描摹从先秦至清末期间中国学术递嬗更替、传承流变的历史轨迹。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试论贾谊的哲学思想

贾谊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贾谊的哲学思想前后期有所不同,前期是"道"的本体论,后期则转向"天地生成"的自然观;贾谊后期在自然观上趋向于唯物主义,并逐步形成无神论思想;贾谊的"理势"观正是继承并发展了"道"、"理"观点而形成的;贾谊的易学思想继承、发挥了《周易》变易思想的落脚点,并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上;贾谊的道术思想企图突破道、儒两家的藩篱,"究天人之际",探索世界本原,为建立一个世界模式而努力;贾谊"礼"的思想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润滑油,也是上下层社会之间的调节剂,是一种统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