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审前程序快速进行的法理障碍——以李庄案为切入点

刑事诉讼审前程序快速进行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效率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进公正价值的实现。但是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并不一定总是相辅相成的,过度的追求效率价值,也会导致公正价值受到损害。刑事案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刑事诉讼是一种回溯性的认识活动,这就要求在审前程序中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充分地认识刑事案件。但是,快速办案要求办案机关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认识活动,这与客观规律相违背。此外,审前程序的快速进行还有可能会降低办案质量、难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不利于辩护方行使辩护权,进而损害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     

论沉默权的价值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价值体现在 :它可以增强辩方的防御能力 ,是形式上保持控辩双方对抗格局的重要因素 ,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构造平衡 ;有助于刑事诉讼公正、科学、文明地进行 ;也有助于发现事实真相。沉默权不仅有其程序性价值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人格尊严的极大尊重 ,沉默权制度是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我国刑事诉讼参与原则的不足与完善 ——从公平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刑事诉讼参与原则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原则之一。公平心理学认为,让当事人参与到程序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增强其对结果的公正感。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参与原则的不完善,以致被追诉人、被害人、辩护人等程序参与权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依据公平心理学理论来完善相应程序,扩大程序参与度,让人们在个案中充分感受到公平。     

民事诉讼程序的理想价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民事诉讼程序的理想价值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这一价值既注重结果,又凸现过程;这一价值的评判标准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这一价值冲突取舍在于程序公正,而不在于实体公正。这一价值的实现过程复杂而曲折,它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是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批捕权与司法公正

批捕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配置直接关系刑事司法是否公正。由于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批捕权又与审判职能相适应,并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因而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不能享有批捕权,否则,不仅会打破作为现代诉讼程序核心机制的控、辩双方的平衡性,而且也容易使该项司法权力成为失去制约的法外特权,导致刑事司法严重不公     

罪名变更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实体限制型＂和＂程序限制型＂罪名变更模式分别为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都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在各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体限制型＂罪名变更模式在程序公正方面保障较为充分,但忽略了实体公正;＂程序限制型＂罪名变更模式则相反,在顾及了实体公正时,未能充分兼顾到程序公正。为了更好地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罪名变更模式进行结构性调整,构建一种新型的罪名变更模式———公诉事实同一的诉因变更模式。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刑法基础

中国近年的刑事诉讼改革顺应国际社会刑事诉讼改革的简易化趋势，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基础上新增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这是刑罚宽缓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刑法在实体上将犯罪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刑事诉讼法就相应地对其适用繁简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普通程序追求权利保障，速决程序讲求司法效率，围绕着不同的价值圆心，刑事诉讼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和简易，将刑事案件根据犯罪性质与量刑轻重分别归入不同的程序入口。轻罪与重罪的明确划分，体现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流；轻罪与轻微犯罪的明确划分，体现了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的分流。在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同时适用的轻微犯罪中，速裁程序应优先适用；在综合全案情况不宜采用速裁程序时，再考虑变更适用相对较重的简易程序，这就确立了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正确顺位关系。     

诉讼公正及在刑事诉讼中的实现机制

尽管公正或正义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但却是人类普遍公认的崇高价值、理想和目标。刑事诉讼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正是基于它的公正性，刑事诉讼中诉讼公正的内涵包括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两方面，由于刑事诉讼是由若干环节构成，因此刑事诉讼中诉讼公正的实现机制必然与构成这一活动的各个要素密不可分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论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

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刑事审判价值目标的现实化,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得以实现的最终结果.刑事审判制度再好,如果不能良好地执行,其社会意义也极其有限.司法公正是人类永恒追求.刑事审判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刑事审判的精神所在,是刑事审判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应加深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对刑事审判公正价值原则等的深刻认识,进而谋求刑事审判中诉辩平等、法官中立、控审分离等公正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论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价值

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在于可以弥补实体法高度不确定的普遍缺陷,并在规范、公开的运行刑罚过程中向公民和社会体现程序的公正无私。因此,执行变更程序的价值内涵亦须体现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并契合以人为本的价值。     

指控罪名不能更改之法理分析

文章分析了司法实践中法院直接改变检察院指控罪名的现状及成因,指出了法院直接改变控方指控罪名的弊端.针对当前我国司法实际,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即观念上树立起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刑事诉讼观;制度上通过刑事诉讼的制度变革,消除职权主义的消极影响;立法上修正对法院直接改变指控罪名的肯定态度,通过驳回起诉,由检察院重新起诉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浅议程序公正

文章阐述了程序公正概念的沿革和中外学者对于程序公正内涵的不同观点.论述了程序公正的三大功能,即确保实体公正的实现;使得当事人的尊严得到承认与尊重;对微观诉讼效率的积极作用.提出了我国完善程序公正的七点建议.     

论刑事执行变更程序的价值

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在于可以弥补实体法高度不确定的普遍缺陷，并在规范、公开的运行刑罚过程中向公民和社会体现程序的公正无私。因此，执行变更程序的价值内涵亦须体现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并契合以人为本的价值。     

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庭前准备程序为审判活动的公正、高效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保证。通过庭前准备程序,控辩双方的诉讼参与权得以实现,案件争议焦点得以明确,非法证据被排除在法庭之外。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存在诸多不足,如权利告知和整理争点的功能欠缺,证据开示的规则并不完善,控辩双方参与庭前准备的作用被弱化。为了实现公正审判等诉讼理念,应当对我国的庭前准备程序进行重构,以发挥其对审判活动的重要作用。     

完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庭前准备程序

庭前准备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程序在我国并不完善。确有必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根据我国司法实践情况,对庭前准备程序予以重塑,以保障被告人人权、实现程序和实体公正,达到"公正、有序、高效"的目标。需要成立庭前准备庭或在立案庭中设立庭前准备组,由专门的庭前准备法官负责庭前准备阶段的程序性工作;需要建立庭前区分被告人对指控有否异议案件的机制;需要建立庭前明确案件争议争点的制度;需要在一审、二审对关键证人的不同认定。     

律师伪证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第306条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定一直面临着悖逆民心的困境，但其原因并非实体内容不公正，而是欠缺程序上的合理限制，由此导致它沦为检察机关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将律师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前提，把取消会员资格的行业处分或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行政处罚作为刑事诉讼的实体性前提，并限制刑事侦查的调查范围，可以合理地限制检察机关的偏见和恣意，带领该规定走出当前的困境。     

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的构建

程序正当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是诉讼成本的提高,作为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的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程序分流作为提高诉讼效率的卓有成效的机制已经引起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国内学者论及程序分流仅指在起诉阶段通过不起诉决定和在审判阶段通过适用简易程序而进行的程序分流,对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则鲜有提及,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在侦查阶段构建程序分流的具体方案,并提出若干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