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艺术中的陶渊明——以“吴中三家”的书陶旨趣为例

明代"吴中三家"留下不少与陶渊明有关的书法作品。从书法家的书陶旨趣入手,联系他们的人生遭际与诗文创作,考察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可以印证陶渊明对后代文人士子在心灵和艺术等方面的影响。     

清初诗坛效陶原因探究

在清初,陶渊明被诗人们广泛的接受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清初文人的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本文以他们效陶的现象为线索,试图挖掘这些现象背后接受陶渊明的深层次原因。     

试论“上饶二泉”对陶渊明的推崇

在高扬"渊明风流"的南宋,"上饶二泉"赵蕃与韩氵虎对陶渊明人品和诗文非常推崇。本文从"上饶二泉"在情感上对陶渊明的认同、对陶渊明人格美的追求、对陶渊明艺术的接受三个角度来探讨"二泉"诗歌与陶渊明的关系。     

靖节祠、明碑与德安的"陶渊明故里"

2004年,德安报道发现“陶渊明故里”。我们结合文献对这里的靖节祠、明代碑刻进行了探索,认为德安灵龟石作为“陶渊明的柴桑故里”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说法。     

加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

对陶渊明接受史的轨迹进行描述和探因,极有必要提到陶渊明研究日程上来.这主要基于两点第一,现代西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第二,国内文学研究现状特别是陶渊明研究现状表明,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急待展开.     

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接受史研究——评李剑锋先生新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对陶渊明研究的著作极其繁富 ,其中也有一些接受影响方面的研究。如 ,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首先粗略考察了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其后 ,钱钟书《谈艺录》以较为翔实、新鲜的资料梳理了陶渊明在历代声名的显晦。 196 1年中华书局结集出版《陶渊明讨论集·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新时期以后 ,陆续零星出现了一些与陶渊明接受史有关的单篇论文或论著章节。论文如袁行霈《辛词与陶诗》 ,论著章节如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接受史片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考察了某一读者对陶的接受情况 ,…     

漉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司空图对陶渊明的接受

晚唐诗人司空图的诗文创作是考察其接受陶渊明影响的生动材料,结合司空图的人生轨迹、思想倾向,更可以验证他对陶渊明的接受。考察司空图与陶渊明的历史性关联,既可透视陶渊明在晚唐士人中的接受情形,亦可见中国士人思想、文学传统之传承与流变。     

“兀然千载人,我爱陶征士”:论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

作为清代画坛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他的诗文创作成就少为人知,诗名为画名所掩,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其诗文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一创作特征历来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诗文中用到陶渊明的典故,也化用陶渊明诗句,模拟陶诗意象,欣赏渊明志趣,仰慕渊明为人,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田园诗。高凤翰对陶渊明的接受贯穿其一生,在高凤翰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能发现陶渊明的影子。在诗文作品中如此大量有意识地拟陶、和陶、用陶,不仅在清代中前期文坛,即便是整个明清时期,也是为数不多的,高凤翰在清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应该受到学界重视。     

评陈澧《陶渊明集札记》

《陶渊明集札记》是陈澧选评的唯一一部文人集,从中可见他对陶渊明的深深崇敬与独到解悟。研读《陶渊明集札记》,对了解陶渊明的接受史和陈澧本人的思想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论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接受

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接受大致以熙宁九年（1076）退居金陵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陶渊明是作为一个外在的典范而被王安石接受的，后期王安石则与陶渊明融为一体，无论在居住环境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极力追步渊明，难分主客。学陶诗、用陶文是王安石接受陶渊明的重要方面，在遣词造句、意境营造、乃至诗歌风格等方面，王安石都对陶渊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习和取用。王安石注意对“武陵源”这一意象的接受，他在“武陵源”中获得的快乐不仅仅缘于对自然的亲近，及退居后轻松的心态，也有着对现实的憧憬与假设。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论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可谓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其人生后半段隐居田园期间,更是将陶公作为效仿的对象,写下了大量效陶的田园诗篇。本文拟从气节操守、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诗文及艺术风格方面来论述钱澄之对陶渊明的接受。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简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     

“靡王税”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解读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

陶渊明的生存存在着物质乃至精神的压力。田子泰自耕自食的居民点对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并诗》有启发。税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但王税异化为盘剥百姓的同义语时，没有存在的必要，陶渊明呼唤着“靡王税”的理想社会。“王税”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王朝的更替没有意义。陶渊明并非晋室忠臣，因为晋室也有盘剥人民的“王税”，陶渊明呼唤没有王税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对晋室的否定。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     

论陶渊明对宋代休闲词的思想影响

平淡自然的陶渊明及其诗文作品倍受宋代知识分子一致的推崇,因为其人其文看重且把握了今生的欢乐。他的欢乐不是挥霍放纵的及时行乐,而是追求身心自由、物我情融、归耕田园及诗酒琴书等一系列快乐。通过探究陶渊明曾经深深影响了宋人及宋词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素养,我们不仅可以领略陶渊明及宋代词人的“休闲”生活情趣,而且还可以获得人何以能“诗意栖居”的机密,从而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去把握休闲的真谛。     

郝经与方回和陶《饮酒》诗之比较

郝经和方回作为元代追和陶渊明《饮酒》诗人的代表，其诗歌都是借和陶诗的形式浇自己之块垒。但由于各自人生追求以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在对诗酒生活的描写、对功名节操的态度以及对陶渊明精神的取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陶渊明《饮酒》诗对元代诗人多层面的广泛影响。     

《史记》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

《史记》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反复阅读的一种典籍。陶渊明反对暴秦统治,反对苛剥百姓,提出“桃花源”理想,这些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政治倾向有很大关系。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陶渊明天师道信仰考辨

陶渊明生活在佛教、天师道教兴盛的晋、宋之际,他的思想主流是儒家,但不可避免地杂糅了佛教、天师道的因素。受宗族、时代思潮、道俗交游的影响,陶渊明的确是信仰天师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