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当代中国的发展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一个贯穿于唯物史观丰富和发展过程的基本原则。当代中国把以人为本确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标志着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可以说是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理性回归,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     

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理论中的公民理性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设计了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在＂原初状态＂中,理性的公民在无知之幕的遮盖下一致选择的原则即为正义原则。可见,公民的理性选择直接影响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由正义原则所构建的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对＂原初状态＂中的公民理性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对当代我国的公民教育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创新逻辑——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及理论视野

中国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创新奠定了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向纵深方向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创新不断实现由＂哲学—方法论＂创新——＂实践—方法论＂创新——＂理论—方法论＂创新的逻辑发展。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二）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博弈视角的冲突与合作均衡解

冲突,源于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和一次博弈;合作,来自共同利益、集体理性和重复博弈;路径,＂相关均衡＂——博弈均衡选择、＂聚点均衡＂——默许交流机制、＂谢林定理＂——限制己方行为、＂强势威慑＂——构建混和战略。冲突—合作—路径,以博弈方式所达到的均衡解。     

论无罪推定的逻辑基础

这是一个关及公民社会人权保障的法律逻辑问题。文章论述:1.推定产生于人类理性的清醒——有清醒才有真正的司法认识困惑;2.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都是逻辑上的“诉诸无知”(以无知为据);3.对无罪推定的选择主要根源于价值理性,但是也有非常重要的逻辑理性依据。在我国,关于案件的逻辑认知理论以及推定的逻辑观念尚需做社会普及工作。     

女性时代风貌与“剩女”择偶模式——基于传统择偶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随着传媒的推波助澜,＂剩女＂话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展现出女性择偶变迁的事实,又呈现了女性的择偶窘境。这一现象需要遵循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事实——逻辑诊断——范式建构——策略选择这一技术路径,探究当代＂剩女＂现象的生成机理、现实运行与调适机制。通过对传统择偶模式的社会学梳理,可以揭示其对都市女性择偶适用的现代症结,从科学发展观视界探寻当代女性择偶模式的变革。     

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背道中的卫道：评述“东南互保”的爱国性质

“东南互保”是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的情况下，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与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出于各自的需要而相互利用的产物。“互保”表面似为非法且与朝廷诏旨相抵触，但实质却与晚清传统的对外妥协、退让政策相一致。另外，“互保”并没有进一步的“丧权辱国”，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还维护了国家主权，并且确保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定。可以说，“东南互保”在妥协中有抗争、在退让中有抵制、在离经背道中有其守经卫道的爱国一面。     

对“省直管县”改革问题的理性反思

通过对“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理性反思可以发现,“省直管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它不仅受激励因素推动还要受约束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过于看“恶”地级市而纵容县级政府的“要权”冲动,我们在改革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的选择上应更加谨慎,以确保这项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论社会阶层分化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三级分立"的结构,即工人、农民和干部三大阶层,这种阶层结构是一种刚性的非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同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政府的决策模式是一种精英决策模式,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表现为决策过程的无序性和非连续性,缺乏对不同团体利益诉求的综合和协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原来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伴随着社会分层的发展,代表着不同社会利益的社会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日益凸现,与此相适应,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也必将由权力精英决策模式转变为团体决策模式。     

从幻象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哲学批判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在资本逻辑的内在推动下,形成了财富丰裕膨胀的独特景观,为当代资本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这种社会财富因其附载的资本主义社会特质,使其在决定财富制造的资本异化因、指导财富制造的发展理念因和深精入髓的财富教条因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深刻的悖论,决非人类社会理应追盼的根本目标。"科学发展观"紧紧将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前提放置在社会利益和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框架内去思考实践,并以此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真正在哲学向度和社会实践中实现着对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幻象的超越与发展。     

双层失灵的必然性与“第三种力量”的现实关照——兼论社会改革视野下的收入分配改革

毋庸讳言,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综观当前学界对于收入分配思路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市场与政府结合逻辑的研究范畴中,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整体性社会改革系统层面组成部分的重要属性。在市场和政府调节可能呈现同时失灵的局面下,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视角移位于社会,借助"第三种力量"的催化效应,使社会各方都有机会分享发展成果,则可能实现收入的优化分配。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的自然观立足于实践,以辩证法为方法论,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所阐发的自然观主要包括对劳动在人与自然分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详细考察、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精辟论述和对人与自然矛盾解决的途径的系统阐释。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认清当代生态危机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处理好人和人之间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     

晚清立宪新政之历史反思——以地方自治为主要视角的省察

晚清以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立宪新政,虽然从上层统治者到社会民众达成了其是"救亡图存"之良药的思想共识,但在具体实施中却遇到诸多现实困境、产生种种不良后果、导致普通民众的反对和暴动、引发社会舆论的批评。立宪新政本是求生之道,反而成了促死之法,新政不仅在实施中走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究其原因,乃是一本其旧的乡土中国处于第二个"历史三峡"之局限使然,加之希冀毕其功于一役,不免过于理想,脱离社会现实,最后必然失败。     

“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新思路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论题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释义与实践发展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城市基层民主的形式是“居民委员会”,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实践的创新,“城市社区”延伸和取代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含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经历了初创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即城市社区从“法律上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建设的政府领导——政府领导与居民自治的双重属性”的变化,推导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地位可能的两个趋向,即社区自治的归位和政府领导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