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不仅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有着西方近代文化危机的深刻影响。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现代新儒学表现出了与之有同有异的价值取向。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现代新儒学的这种状况显然是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辩证地看待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并经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之是必要的。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在当前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表明,现代新儒家所憧憬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以新的视野和角度研究孔子和儒学——读《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传统文化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陈正夫、何植靖教授的新著《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系统回顾与总结了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新成果,对“文化热”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是近年来文化研究中出版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共23万字。作者系统研究和阐述了孔子与孔子思想,全面回顾了儒学形成、演变的历史,客观评述了现代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审美信仰建构的双重价值追求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是意图在宗教精神阙如而儒家礼乐法度业已崩解的现代中国文化场域中,以美育为手段实施一种信仰重建方案。美育所含之审美精神的特殊性和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决定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信仰建构逻辑包含了某种双重性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在信仰的世俗性与超越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两组二元对立之中,这也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在信仰重建过程中复杂的文化现代性心境。     

现代性的困惑、焦虑与质疑 --三维视角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非现代性特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文学运动规律的混乱无序性以及文学独立品格的人为淡化,使其完全背离了它所刻意追求的西方现代文学模式。不同时期所宣扬的西方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都明显流露出儒家入世哲学的浓重色彩。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现代汉语包装形式,它无法根绝自己独特的历史遗传性,同时也难以融入西方现代文学的话语系统。所以,中国现代作家那苍凉而悲壮的启蒙呐喊,集中体现着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困惑与焦虑。     

论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进路——“时代化、科学化与生活化”命题探析

价值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面向现代性的现实境域,传统儒家思想只有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才能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和时代价值。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即把它的理论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回答时代的新课题、新任务,以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科学化”即实现传统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理念的对接,从而祛除自身理论体系中的封建性糟粕,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生活化”即把传统儒家思想融入现代人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来,关注每个人的个体价值,为现代人确立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通过反对文学政治工具化和商业利益化来积极主张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二是,通过对文学艺术审美形式的强调,进一步阐释和守护文学艺术的自律性,三是,对审美独立和审美形式的强调最终落实到人类生命的审美品格上,换言之,就是将审美问题与人生问题结合,通过审美的途径获得人生的救赎。区别于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独立与救赎的内涵,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把作为文学本质规律的审美,作为学科自治的现代文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理想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构成了中国式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传统。     

略论儒家解释学

现代新儒学是现代中国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 ,儒家解释学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的熊十力站在新中国的角度看待儒学 ,台湾学者罗光站在士林哲学的角度看待儒学 ,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站在现代性的角度看待儒学 ,分别提出儒家解释学中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看中西美学会通的可能与途径

在中西美学会通这个议题上,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当看到我们所使用和接受的知识、术语大都来自于西方世界,就感到“很丢脸”,然后抛出“失语”之论,这在数年前曾引起热议;二是认为东西是老祖宗的好,但是比起西方美学对我国的影响来看,西方却不怎么接受我们的影响,就认为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是根本翻译不了的,比如“风骨”就会翻译成“大风”和“骨头”,如此等等。在我看来,中西美学会通只是一种方法,或者手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提供了学术史的角度,其目的是美学知识或文艺学知识中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在进行美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所掌握的中西美学知识都会成为思考与借鉴的材料,而且应该尽可能宽广与深入地掌握这一材料,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学术史上的洪荒时代,前人所做的一切理应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起点,这是治学必备的素质。这就是说,“问题”才是核心,“地域特色”并不是问题。     

中西文论会通研究需审慎

在全球化浪潮的鼓荡之下,时下的中国文艺学研究界,中西文论的会通性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文艺学发展不言而喻的前提,因而也就是亟需开展的研究方向,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论题保持谨慎的态度,否则很有可能在自我陶醉的快乐中徒自酝酿虚假的学术繁荣,这种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情形恐怕绝不是倡导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略说中西文论会通

中国当代文艺学缺少创新是个事实,新时期文艺学的若干“突破”只是清理了积压在文学上的政治废墟,与“文学”一起从政治化和工具化的窒息中恢复了呼吸的能力而已,更没有产生能进入西方文学理论教材的文论家和文论思想。而当前文艺学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又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盲区正被一一照亮,而西方文论的最新风向也能及时而迅速地被国内学界感知,综合创新的时机渐趋成熟,伴随着新一代具有更优良的知识结构的人才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