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创新

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创新与科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出发,分析了共同体的体制构成及其体制创新的一般过程。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的发展已不仅表现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张,同时也表现为科研资源的配置与组合的合理程度,这取决于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需要及其自身的完善性。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及心理分析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他们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业余科学爱好者”。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存在很多共性,其最大的外部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他们只有偏执性的心理倾向,由此可以对他们的某些外在表现如顽强刻苦、自我崇高进行解释。他们的行为从外部看类似于行为艺术,从内部看,也可以解释为某种无意识的巫术心理。对民科现象做进一步的解读,可以为理解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维度,也可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认科学精神的内涵及现实性

从科学自身发展和本性出发，深刻剖析从科学到科学精神的发展历程，反思科学精神的哲学内涵，认为科学精神的最基本要素是求实精神、批判的怀疑精神，自由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科学精神的现状，阐述弘扬科学精神的实现性。     

关于科学体制与科学自主性的若干思考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发展规律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当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体制既是科学自主运行的基本前提，同时又构成了对它的控制。随着科学的发展日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科学的自主性具体体现为科学内部的自治、政府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分别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科研过程管理和科学评价等几个层面。     

贝尔纳的科学自由观

贝尔纳从大科学视角透视科学自由,指出：科学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和应用自由三层,实现科学自由要通过科学家个体、科学组织和政府三个方面努力,科学自由是科学计划的目的和内容,科学计划是科学自由的手段和形式。     

从中国科学建制到中国科学文化

科学建制和科学文化是构成现代科学的重要社会形态。正是随着中国的科学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到规范，中国的科学文化才逐渐发展起来。中国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应先从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入手，考察中国的科学建制发展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而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又反过来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科学建制发展，从而揭示二者内在的互动关系。中国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从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两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每个代表性时期中国科学建制的结构和功能、科学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以及二者彼此渗透、相互建构的社会学特征，这将包括科学社团、科学期刊、科学教育、科研机构、科学发展政策与法规，以及科学共同体、学术规则、科学交流、奖励系统、精神气质、科层化等层面。     

科学与民主、自由和国际主义

科学与民主、自由在内涵和精神上一体化,在历史和逻辑上联结,且能够相辅相成地互动。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科学、民主、自由可谓三位一体。科学的社会建制或科学精神气质的一个综合性特征是国际主义的或世界主义的,这是由科学的技术规范和科学方法决定的,它们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似真性、普适性、一致性;更是由科学的道德规范即科学精神气质决定的,特别是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非牟利性、自主性等价值表达,是支撑它的重要基石。科学家虽有自己的祖国,但科学家毕竟是世界公民。     

法律应该介入科学不端行为

长期以来,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学术界内部的自我调整机制、科学家的个人品质以及科研的非职业化都使得人们习惯上把科学不端行为视作道德问题对待.事实上,自上世纪以来,由于科研事业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主体的改变以及道德本身的缺陷都决定了法律应该介入科学不端行为.     

公众科学——科学共同体模式的转向

波兰尼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后,默顿和库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学共同体"的模式,但都主张科学家是唯一的构成人群.但科学共同体并非必为"科学家共同体",而公众科学的出现使得科学共同体出现了模式转向——由公众与科学家共同构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职业或共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默顿提出的无私利性也已不适宜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规范之一.这意味着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可能需要更新.     

公众科学——科学共同体模式的转向

波兰尼提出"科学共同体"概念后,默顿和库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学共同体"的模式,但都主张科学家是唯一的构成人群.但科学共同体并非必为"科学家共同体",而公众科学的出现使得科学共同体出现了模式转向——由公众与科学家共同构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职业或共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默顿提出的无私利性也已不适宜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气质的规范之一.这意味着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可能需要更新.     

人文社会科学与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要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必须有注重思想自由及思维原创性的社会环境;教育要把创新潜力挖掘与创新能力培养看作是自己的重要任务;要重视创新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意义、体系与实践

文章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基本意义,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基本思路,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四层结构,包括学科发展评价、学科研究评价、学科教育评价和学科社会影响评价,其中学科研究评价是重点,研究成果评价是核心.然后根据"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评价"实践,总结了开展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竞争力评价的经验和体会.     

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准率之我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是国家促进科技发展,特别是促进基础性研究的一条重要渠道。明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范围,找准研究方向,发挥学科优势,科学选题,阐述申请项目的创新及立论,具有合理稳定的科研梯队是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获准率之关键。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中世纪大学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贡献

诞生于世俗政权与宗教神学权力夹缝中的中世纪大学,对科学知识的回收、保存和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复兴和促进了学术研究,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孕育发展起了基础性的机制保障作用。     

学科交叉、会聚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随着科学前沿的不断突破,重大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大多产生在学科交叉、会聚的过程中。学科交叉、会聚的跨学科研究已成为我国高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开展学科交叉研究还存在制度和环境等制约因素。要化解这些制约因素,需要高校不断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改革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机构,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汇聚创新人才和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散论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整个档案学研究的基石。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对档案学全局性、整体性的理论进行总体性研究。对档案学的定位、学科建设、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方面:档案学研究的对象、档案学的定位、档案学的体系结构、档案学的研究方法论等。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利于对档案学进行科学定位,有利于促进档案学学科建设,有利于档案学人才培养,有利于对档案学研究实践发挥指导作用。未来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应注意九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

关于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历程,以往论者关注的重点,多集中在理论、方法、观念或学术成就的总结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酝酿于清末,几经曲折,至20世纪20年代,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组织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它的运作,对以后直至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体制,就其基本框架而言,显然仿自西方近代的学术运行模式,其间虽也有人注意到对某些传统制度的借鉴问题(如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兼采旧书院制度等),但总的来说,效果不著.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对西方制度的引入实际上又是残缺不全的,最明显的是没有建立起自己较为稳定和独立运作的社会性学术基金资助体系(当时较为规范的这类机构,其资金来源多半与国外有关),以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学术研究事业的持久正常开展.     

浅论钱伟长学术思想中的人文精神

通过简要回顾钱伟长先生的治学生涯和学术成就,力图具体地探索他的学术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着重阐明:他一贯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断借鉴、融合人文科学的先进思路,坚持爱国敬业、勤奋进取、锐意创新、求真务实、广闻博览、融会贯通,在提携后进过程中,力主通才教育和学术民主。分析表明,钱伟长学术思想中的这种人文精神源自我国先哲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德国哥廷根学派优良的学术传统。     

发挥大学学术自由探索的优势

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多为大学教授这一事实,论证了大学最具备基础研究所必要的学术自由探索的氛围和条件。指出中国当前大学学术自由探索的潜在优势没有受到重视,基础研究的大学主业地位没有得到确认;所提倡的大项目、大平台、大团队的方式实际上是追随研究机构在发展和应用研究中的做法,忽视了大学自身的核心能力,是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错位;认为当前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实际上遵循任务导向的战略思路,偏重发展和应用研究、强调团队精神和“攻关式”战术;建议采纳基础设施导向的战略思路,以基础研究为主,改善软硬件环境,促使研究个体充分发挥学术自由探索精神,采用“散兵式”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