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君毅的美学观

唐君毅将人之欣赏美表现美之求美活动赋予道德价值,既强调了求美意识依赖于道德心灵,又顾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从而使他的美学思想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关于求美意识之起源、求美意识之道德价值、求美意识与求真意识之不同、求美意识与求真意识之贯通等美学思想的阐释,对于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升华人的精神境界,美化人的道德心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段玉裁训诂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训诂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原因就在于段氏在训诂研究中建立和遵循了动态性原则、体系性原则和形音义互求的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他采用了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以形体为依据，推许书每字之本义；以本义为核心，求词义引申之轨迹；以语音为枢纽，讨语义发展之源流；以经传为依据，辨语言实际之应用。     

郭沫若研究考订三则

<正> 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学者郭沫若一生十分重视考证,并把它当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他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我国传统的“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等训诂方法,并创造性地联系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国古文字,其功甚伟.他采用“书内求证”与“书外求证”相结合,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结合,正面论证与大胆反证相结合,古文献与古文物互相释证等方法,并特别注重史料真伪与时代性的考订,其创获之丰,亦为学林所称誉.     

道与治——王安石以道求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王安石以"道"求"治"的政治哲学,是从早年到晚年演进深化的过程.在其早年,王安石认识到分裂的先王之道无法言治,于是从"道之不一"转而"求道之全".在学术中期,其以诠解经书、诠解经义的方式"求道",但因其释经行为存在主观性,传播方式存在强制性,使得他所阐发的道,并未得到士人的认可.至晚年退居金陵,他通过著《字说》诠解文字本义,来确保所诠经义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但王安石为把治世观念注入经义,导致《字说》中的文字诠解,往往牵强附会,故而由《字说》挖掘经义,由经义呈现圣王治世之道,再由道求治的政治哲学建构并不成功.     

白沙“自然之学”的选择与内涵 ——兼论“自然”作为生命境界与审美境界的互动

白沙对“自然之学”的选择不止是他在人生历程中求“真”求“知”的结果,也是他求“善”求“道”求“美”的结果;不止缘于学理与思想逻辑,更缘于他的生活实践.“自然”是生命境界,也是审美境界,二者之间常常互构互动,白沙以“诗”的方式甚至以“不言”的方式言说“自得”、表达“自然”,这是中国思想史中可以深入未来的重要资源.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哲学思辨特性(下)

三、深广渗透的辩证法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极善于发现研究对象、客观事物中的两相对立 ,并在对立之中把握统一 ,求其和谐平衡 ,且观其相反相成 ,抉其互动互化。他将学术三分为科学、史学、文学 ,又明察其互相联姻 ;他看到中与西之学、新与旧之学、有用与无用之学间的异立 ,又深辨其互相化合。这都是王国维的辩证思辨 ,然而不仅止于此 ,而且还深广渗透至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王国维的这一哲学思辨特征 ,我们剖视九端。1 .学术价值的贵与贱王国维之世 ,天下重实业之学 ,重功用之学 ,而于哲学、美术等则“嚣然谓之曰无用” ,“不知其贵且加贬焉…     

俞敏先生训诂方法研究

俞敏先生将传统训诂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汉语古文献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训诂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将因声求义与因形求义相结合进行训诂研究;首次利用语流音变对古文献进行研究;率先运用汉藏比较进行训诂研究。     

朱熹的旅游动机与旅游文化人格新探

朱熹一生寄情山水,不仅有层次较高的旅游动机,而且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旅游文化人格。他的旅游动机主要表现为好佳山水以探奇求美;远游以广其见闻;交游以得名胜;优游和缓以养生休闲;脱尘氛以识天地之理。他的旅游文化人格主要体现为平生山水之心、诗酒之兴、怀古之思、仁智之乐。其旅游动机与文化人格对于当今旅游者有参考价值。     

因语境求义论

所谓因语境求义,就是根据古代文献的具体语言环境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它主要是用来探求言语中的词义。因语境求义可以分成因上下文语境求义、因文例语境求义、因辞例语境求义、因情景语境求义、因语法语境求义和因古代社会语境求义等类别。运用因语境求义的训诂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应遵循“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基本原则。     

补空谈之虚空 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

薛凤祚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大潮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使得薛凤祚的学术思想向更为广博的文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他沉潜于百工之技的研究中,讲之不厌其繁,行之不嫌其贱,这实际上将理学家＂为生民立命＂的实学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会通中西学术的方法上,他不斤斤计较于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而是兼收并蓄,＂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在处理＂象＂和＂数＂的关系上,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由数达理＂的科学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数学在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使得中国传统的象数观念具有了走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倾向。     

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的注释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

《春秋左传考义》是日本江户时期龟井南冥对《春秋》经文及传文中存疑的语句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龟井南冥善于实证研究,注重义理探析和语气照应,对无法精准训释的内容或并存诸家之说以备案,或存疑不考以阙疑,从而保证了注释的客观公正;他以批评杜预注为出发点,指陈杜预注失误、失考、失于详、取臆说、强为之解等,并逐一辨证,或补充杜预说,或立新说;他在材料的使用上强调可据性、可靠性,注重广泛寻求类似的语例和事例,尤为注重从《春秋》经传中寻求相似的例子加以比勘进而得出结论。《春秋左传考义》有力地扭转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治汉学局限于宋明理学的风尚,标志着日本汉学研究方法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论宗白华的艺术史观

宗白华基于形上学宇宙论的艺术观与美学观纠结在一起,具有艺术哲学的色彩。他始终关注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追求艺术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宗白华的艺术史观也是建立在民族宇宙观和美学诠释学的基础上,虽然没有温克尔曼所期待的科学艺术史的合理原则和丰富史实,但他并未寻找一个黑格尔式的"理念"来演绎艺术史。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中,宗白华的艺术史研究沿着"艺术精神"主导下的艺术风格的变迁以及美感类型的演进来展开的。他主要是从艺术精神、文化象征与艺术风格、美感类型、艺术境界与价值等多个向度来阐释艺术史的观念。其艺术史观和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     

论俞樾的训诂思想与方法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训诂学家。他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在其代表作《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中提出了许多训诂思想和原则，并在训诂实践中运用多种训诂方法解决群经、诸子中的疑难问题。这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末新罗文人崔致远占籍与家世考述

崔致远是唐代最为杰出的新罗文人 ,留唐 16年中 ,他先后擢进士、寓洛阳、任县尉、入幕府 ,为中韩文化交流作出了极积的贡献。本文拟以中韩文献为依据 ,对崔致远的占籍与家世略作考索     

论张闻天在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

张闻天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曾东渡日本,进而到美国,又北赴苏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不仅使他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先后完成了近75万字的译著、译述、80多万字的文学创作和10多万字的文学评论。不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而且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论王叔岷先生以校雠学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以《慕庐论学集》为中心

王叔岷先生以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校雠学功底,建立了融贯古今的宏阔的文学史观。他既能以校雠为基点把握文学的义理,又能以校雠学为基础对作品作出融会贯通的解析。王先生的广文学观念和他的治学方法,不仅对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纠正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和培养新一代从事文献整理、校勘及理论研究的人才也有巨大作用。       

论阮元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特色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注重“实事求是”,但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做书斋式学问,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儒学若干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