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

基督教,我国旧时称为景教。基督教最早传入我国,约在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代。据公元781年于长安西面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么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基督教的“异端”支派聂斯托里派,从叙利亚经波斯传入我国。但真正广泛传播则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伴随着殖民主义势力,大批传教士纷至沓来。公元1557年,随着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我澳门,基督教传教士便跟着在那里立足传教。与澳门相近的海南岛便成为基督教传教的重要地区之一。基督教在海南岛的传播活动大体经历三个时期。     

“也里可温”词义新释

“也里可温”一词屡见于蒙元时代碑铭和典籍 ,是当时蒙古人对基督教聂思脱里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统称。有关该词的词源及含义 ,学界十分关注 ,诸多学者撰文对其进行过探讨。现将有代表性的观点例举如下 :陈垣先生认为 :该词源于阿拉伯语 ,“阿剌比 (即阿拉伯———引者 )语称上帝为阿罗 ,唐景教碑称元真主阿罗诃 ,《翻译名义集》卷一曰 :阿罗诃 ,秦云应供 ,大论云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故吾确信也里可温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 ,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屠先生寄 ,亦此说。”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也里可温”条的解释为 :“中国元代对 1…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     

唐代中国景教与景教本部教会的关系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传教活动,文献称之为景教。唐时,景教在中国境内并非孤立地开展传教活动,中国境内的景教人士与驻巴格达的景教本部教会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交往。景教自入华始即与本部教会组织有了联系,最初至长安的景教士阿罗本即为本部教会组织派遣而来。之后,本部教会组织继续派遣传教士至华,支援中国境内景教徒的活动,使景教得以在华继续传播。会昌灭法后,中国内地景教处于消沉状态,但景教在西域边疆地区仍有所流传。晚唐时期,在西域高昌地区,景教的活动与本部教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高昌景教教团是景教本部教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教会分支。     

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若干问题的重新思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外文明相互交融的见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碑文中的叙利亚文Shiangtsua应为沙州;Khumdan为长安;大德及烈不是Gabril。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景教在华传播的起点是今之新疆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西安 ;与在内地两度大起大落的历史遭际有所不同 ,景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一直呈平稳发展状态 ,尤其是当唐末景教暂不流播内地时 ,西北边陲民族地区转而发展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和再传内地的源头。因此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景教在华传播曾经“中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景教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和西方文化的交流     

唐代景教在华衰落之文化原因探讨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除去政治、经济原因外,基督文化对中国境内主流文化的依附性,是景教在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

景教研究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在波斯教会和聂斯脱利派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新认识的时候,国内的景教研究学者对这个团体一些基本特点的叙述仍停留在理雅各和左伯好郎的时代,甚至因袭以往对该派基督教形象特点的定义而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而引向偏颇的结论。充分了解这群唐代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所属母会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早期基督教史,对于理解并评价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对于深入分析汉文景教文献的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四个具体问题的辨析而挑战和质疑中古景教研究专家们的一些疏漏,意在引起国内景教研究专家们的注意,认识到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丰富研究成果对于唐代景教研究不无裨益,也希望景教研究在当前语境下应有的一个新定位能够更受重视——景教研究不再单纯是针对出土文献的古代语言研究,还是一项需要多种知识结合的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     

变了形的福音——唐代景教研究之二

景教在中国的失败跟它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密切相关。其失败原因之一在于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士在景教文典的翻译和传播景教的过程中过分依附于“三教”(尤其是佛教 ) ,致使其文化身份失落     

汉唐时人对大秦的认知及其域外观念——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记“大秦”为中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包含唐人对"大秦",即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认识和描述。这一描述既有事实成分,也极尽美化;既来自汉魏史策,也采用汉唐传闻或笔记小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大秦地理四至、珍异物品和风俗制度。而从中可以看出,大秦在汉唐人心目中就是一个富庶文明的国度,其文物制度丝毫不比汉唐中国逊色。这就透露出古代中国人的域外观念中,并非只有一种华夷观,同时也具有认可世界上存在另一文明中心的观念。     

新疆境内出土景教遗物综述

唐至元,新疆是景教活动的中心地带之一,现仍留存有不少遗物,为后人昭示了景教在新疆境内活动的一段历史。新疆境内景教遗物主要包括壁画、写本及石刻。     

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

洛阳新出土唐代大秦景教经幢残石一件,上刻祝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残石经文可与敦煌遗书《景教宣元本经》相对照,进行补订校勘。《经幢记》记载了立经幢的原委、经过、参加人员及迁举时间。它的发现为研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状况,特别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周至仙游寺为唐代基督教大秦寺考辨

通过以诗证史的方法对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金代杨云翼等人游历周至的诗作进行考证,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在的唐代大秦寺既不是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也不是现在的周至大秦寺,而是周至仙游寺。而碑文的撰述者僧景净为中国基督教总监督,仙游寺在唐代曾经是中国基督教的总部,它在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唐代游历过仙游寺的士人思想中明显有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因此,对大秦寺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证,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唐代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环境及其影响

唐代景教实为首叩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其入传华土,主要得力于自身的与外在的两大原因。而作为外在原因的入华之际唐帝国的时空环境与文化架构,宛若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因素,又有不利的影响。利弊因素间相互依存又彼此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了景教的传播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景教的最终命运。     

金尼阁与中西文化交流新考

金尼阁两次来华,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学中传方面,金尼阁主要编写了一本万年历式的历法书《推历年瞻礼法》,并与张赓合作,选译了部分《伊索寓言》故事,结集为《况义》印行。在中学西传方面,他既第一个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译成拉丁文,又首次将中国儒家典籍＂五经＂译成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另外还编写了一本重要的汉语工具书《西儒耳目资》,并编译了西方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史著作《中国编年史》（Annales Regui Sinensis）。     

宽容的力量

1991年11月1日下午3点半，中国留学生卢刚闯入美国爱荷华大学持枪袭击，造成5人死亡、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爱荷华大学副校长安妮·克黎利也在此次枪击事件中不幸遇难。事后，远在中国的卢刚家人收到了安妮·克黎利3个弟弟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致卢刚的家人：     

新发现的蒙汉合壁少林寺圣旨碑（提要）

新发现的蒙汉合壁少林寺圣旨碑（提要）［日］松川节中村淳１９９０年３月，日本大阪国际大学副教授松田孝一氏访问少林寺时发现了元代蒙汉合壁圣旨碑。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２日，松川、中村二人赴少林寺，解读了该碑文，并预定１９９３年春发表对该碑文进行解读和...     

商标抢注与驰名商标的保护

1998年4月12日《广州日报》报道了中国(深圳)对外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对国内48家上市公司使用的数十个注册商标抢先申请服务类商标注册一事。该行为经媒体披露后,在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虽然该事件在有关机构的干预下,以抢注无效而划上句号,然而,若我们以理智心态研究这个问题,也会考虑处理结果是否带有更多行政干预的色彩。这个事件至少对于唤起企业的商标保护意识以及完善我国的商标立法是有积极作用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商标抢注行为的剖析,探讨驰名商标保护中的有关问题。     

法藏敦煌吐蕃占卜文书P.T.351研究

法藏敦煌吐蕃文书P.T.351是一份比较特殊的占卜文书。尽管佛教意味浓厚,但文书中的"夷施弥施诃"一词为判断该文书的宗教属性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卜辞内容的仔细爬梳,从藏文书写规则的历史演变以及卜辞所处语境进行分析,判断其景教性质及大概的成书年代。反映了景教在敦煌乃至河西地区吐蕃部落的传教活动中,曾利用包括吐蕃禁忌在内的传统习俗和生活场景进行宣教,充分体现景教传教活动的本土化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