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形的福音——唐代景教研究之二

景教在中国的失败跟它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密切相关。其失败原因之一在于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士在景教文典的翻译和传播景教的过程中过分依附于“三教”(尤其是佛教 ) ,致使其文化身份失落     

唐代景教在华衰落之文化原因探讨

唐代,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除去政治、经济原因外,基督文化对中国境内主流文化的依附性,是景教在中国衰亡的根本原因。     

新疆境内出土景教遗物综述

唐至元,新疆是景教活动的中心地带之一,现仍留存有不少遗物,为后人昭示了景教在新疆境内活动的一段历史。新疆境内景教遗物主要包括壁画、写本及石刻。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过程

遥远的回忆基督教首次在中国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牢固地立足应归功于景教徒 ,他们于 63 5年到达该帝国的首都。现存有关他们在华活动的遗迹中最有意义的是 162 5年在西安府发现的著名的景教碑 ,其中记载有 781年 2月 4日这一时间。一部有关日本教会史的作者陆若翰神父自1610年居住在澳门 ,曾多次进入中国内地 ,他在 162 6年 12月 2 1日致耶稣会长的书简中向欧洲通报了该碑的情况。这块碑在其碑文中所指出的历史事件部分中追求了有关 63 5— 781年景教传教区的事件。景教教派在中国经过了一场从仇教时期到新发展阶段的反复 ,后来又经受了数世…     

景教东传从医活动考略

聂斯托里教是基督教之一派,原流行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和两河流域,431年被以弗所宗教会议判为异端后,其教徒流入波斯、中亚,于唐贞观九年(635)进入唐都长安。聂斯托里教在中国被称作景教。景教徒继承了地中海东部地区流行的古希腊医学遗产,在东传过程中以医疗活动助力传教,争取对己有利的活动空间。入华景教徒服务于官方,效力于皇家,以其开颅、医眼等专精医术展开医疗实践活动,与皇室与上层贵族建立了密切联系;异域药方及药材知识随其医疗活动而传入华夏。     

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景教在华传播的起点是今之新疆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西安 ;与在内地两度大起大落的历史遭际有所不同 ,景教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一直呈平稳发展状态 ,尤其是当唐末景教暂不流播内地时 ,西北边陲民族地区转而发展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和再传内地的源头。因此 ,长期以来学界有关景教在华传播曾经“中断”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景教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和西方文化的交流     

唐代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环境及其影响

唐代景教实为首叩中国大门的基督教。其入传华土,主要得力于自身的与外在的两大原因。而作为外在原因的入华之际唐帝国的时空环境与文化架构,宛若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因素,又有不利的影响。利弊因素间相互依存又彼此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了景教的传播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景教的最终命运。     

李白《上云乐》景教意蕴探蠡

李白乐府名篇《上云乐》是否含有景教意蕴,学术界颇有争论。揆诸文本并结合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西安所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文献与开封犹太人碑刻等相关文献中的旁证,可知"道"与"大道"可指异教法门,"元气"为景教士借用之道教术语,女娲、盘古之名为西方神灵的音译或意译,而李白的身世决定他接触景教士的机会极多,故而可推定本作品应当为景教歌辞,应作于唐玄宗或唐肃宗时期。     

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

景教研究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基督教史研究已经在波斯教会和聂斯脱利派研究方面取得许多新认识的时候,国内的景教研究学者对这个团体一些基本特点的叙述仍停留在理雅各和左伯好郎的时代,甚至因袭以往对该派基督教形象特点的定义而提出错误的问题进而引向偏颇的结论。充分了解这群唐代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所属母会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早期基督教史,对于理解并评价景教徒在中国的活动,对于深入分析汉文景教文献的特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四个具体问题的辨析而挑战和质疑中古景教研究专家们的一些疏漏,意在引起国内景教研究专家们的注意,认识到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丰富研究成果对于唐代景教研究不无裨益,也希望景教研究在当前语境下应有的一个新定位能够更受重视——景教研究不再单纯是针对出土文献的古代语言研究,还是一项需要多种知识结合的文化研究和宗教研究。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与社会工作

鸦片战争中,西方教会在华获得了传教权,其为传教而在中国创办了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的创办直接促成了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的出现,而社会工作教育又间接促进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唐代前期凉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考论

汉唐时期,凉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成为西北战略要地和都会,凉州成为我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城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以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以后历为州、郡府治.唐代前期,唐政府对河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治理,使凉州作为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凉州一度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交通的枢纽,是唐政府经略西域的后方总部,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达瓦孜”新探

中国杂技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西域的绳伎已在皇宫中演出,隋唐以后高空走绳日趋成熟,宋代、辽金时代仍有发展。绳伎在清代由前代太常寺管理改为武备院管理,并由丝绳改为铜绳或麻绳。维吾尔族的“达瓦孜”吸融了中原绳伎的精华,形成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华民族艺园中的奇葩。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浅谈西域回鹘人摩尼教发展历程

古代西域宗教种类繁多 ,内涵极为丰富 ,对古代西域及中原地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关于西域的地理范围 ,历来都是许多学者进行争论的问题。丝绸之路成为西域文化顺利传播的主要通道 ,同时由于西域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角逐 ,给西域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提供了历史契机。西域历史上 ,曾出现过许多民族及许多宗教。西域的一些民族 ,如粟特人 ,曾经先后信仰过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正是由于他们 ,许多宗教才传入古代的新疆。     

舞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盛装舞步

中国古代的舞马与当今马术中的盛装舞步颇为相似。舞马自刘宋从西域传入建邺,于梁武帝和唐玄宗时掀起高潮,唐后在中土消失,舞马成为时代兴衰的一个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舞马盛会规模宏大,其性质并非单一的娱乐活动,而是与宣扬皇朝圣德紧密相连。由于皇帝的奖掖和科举的推动,舞马盛会催生了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除杜甫和陆龟蒙的颇具批判性外,其余几乎为润色鸿业之作。     

《姜行本纪功碑》勒于巴里坤原因初探

唐初远征军灭高昌,其纪功碑不立建功之址高昌,却勒于远离高昌250公里以外的巴里坤松树塘,这种反常之举,已成为历史之谜。为解开此谜,经初步探索发现,原因有三:一、远征军攻破高昌之后,统帅集团带头大行腐败、鱼肉遗民,惧怕激起民愤,无奈而为之;二、该碑行文中明显存有夸大统帅集团个人功绩,恐时人不服,故韬晦行之;三、唐柳宗元将灭高昌远征军主帅易为李靖之历史公案,可以反面鉴照“纪功碑”易地而勒之因。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分析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层次提高,教会大学应运而生,并得以蓬勃发展。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有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传教运动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传教士从事高等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