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麦农户行为选择:来自价格、政策和非农就业的综合响应检验

基于2003-2011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选用扩展Nerlove模型及系统GMM估计方法,引入市场化政策和非农就业水平等变量构建农户小麦动态供给反应模型,探究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对价格和非价格因素的反应程度。研究发现：①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农户小麦种植对价格始终保持较高的敏感程度。②非农就业在短期内对农户小麦种植直接影响结果不显著,但间接提高了农户对小麦生产成本的敏感程度,这意味着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使得生产成本对小麦的负面减产效应显著增加。③市场化政策始终是影响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及农户粮食种植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完善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制度,通过杠杆调节冲破生产成本对粮食生产的“桎梏”,同时确定合理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科学制定调整幅度,引导农户合理调整种植结构。     

论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对居民的经济福利会产生影响。运用中国1995～2010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r＆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测度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粮食价格下跌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0．52％、0．32％和0．19％。而粮食价格上涨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一0．14％、一0．74％和一0．4％。基本结论是：粮价上涨,城镇居民福利损失,粮价下降,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由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等级增加而逐渐降低,粮食自价格弹性随收入增加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大于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通过完善价格补贴制度等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水平。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我国稻谷市场价格预期的影响研究

稻谷最低收购价是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措施。2004年以来，政策实施的基本目标围绕稳定国内粮食生产、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展开，其关键在于把握最低收购价格形成的市场预期效应。基于早、中、晚籼稻和粳稻的省级数据，采用面板估计方法分析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在不同区域和时期对其市场价格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1）无论在非政策执行区，还是政策执行区的非执行期内，稻谷最低收购价均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市场预期，但其影响在非执行区弱于前1期市场价格的影响，而在执行区强于前1期市场价格的影响。（2）在政策执行区的执行期内，基于最低收购价格的托市效应，前1期市场价格对预期的价格差额（市场价格与最低收购价的预期差额）具有正向影响，最低收购价格则呈负向影响。因此，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改革应围绕政策执行目标充分考虑未来政策改革对市场预期的冲击。     

蔬菜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1990～2010年蔬菜消费的相关数据,在对蔬菜需求弹性估计的基础上,运用福利效应模型对蔬菜价格波动的城镇居民福利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分析认为：蔬菜消费价格引起的城镇居民长、短期福利变动的趋势一致,且蔬菜消费价格波动与城镇居民福利变动存在负向作用关系;城镇居民短期福利变动主要由ICR决定,其长期福利受ICR、蔬菜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影响;城镇居民长期福利优于短期福利。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蔬菜价格波动对低、中、高收入城镇居民福利影响分析

运用1995-2010年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蔬菜支出与收入的相关数据,利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对蔬菜价格波动引起的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福利效应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短期福利变化趋势一致,并与蔬菜的价格变化呈反向关系;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CR总体处于一个逐年递减的过程,但在下降的过程中,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三个收入等级的下降波动趋势一致,而中等收入、中等偏上、高收入和最高收入四个收入等级的下降波动趋势趋于一致,CR降幅大小和城镇居民的收入等级成反比;同一收入等级内部,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城镇居民的福利的影响要大于对高收入城镇居民的影响。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鸡蛋价格波动对不同收入居民福利影响分析

基于中国1986～2010年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鸡蛋消费的相关数据,运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对鸡蛋价格波动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福利效应进行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短期福利变化趋势一致,并与鸡蛋的价格变化呈反向关系;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CR总体处于一个逐年递减的过程,但在下降的过程中,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3个收入等级的下降波动趋势一致,而中等收入、中等偏上、高收入和最高收入4个收入等级的下降波动趋势趋于一致,CR降幅大小和城镇居民的收入等级成反比;同一收入等级内部,价格变动对低收入城镇居民的福利的影响要大于对高收入城镇居民的影响.     

中国小麦的供需均衡变化及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麦供需平衡出现新的变化特点,小麦价格变化日益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小麦供给主要受小麦生产的影响,进口与库存起辅助调节作用。由于播种面积、单产及小麦价格的影响,使小麦供给波动较大。人口增长、收入增加及城市化进程是影响小麦需求的主要因素。     

大连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采用一个考虑需求因素、供给因素、汇率、FDI、结构变化的综合出口决定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连总量出口收入弹性、供给弹性、FDI弹性分别为4.33、0.91、0.19,汇率效应不存在,结构变动效应存在;大连对七大出口国（地区）出口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并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出口可持续发展的5条政策建议。     

贸易摩擦背景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经济效应及政策优化

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是我国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而玉米补贴也属于中美农业国内支持争端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临时收储制度相比,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区域的生产者剩余不变,补贴规模要大于临时收储制度的收购支出,对非政策实施区的生产者而言收入不公平性更大,政府单纯向市场投放库存又会引起市场价格和非政策实施区域收入降低以及生产者补贴增加。因此,立足于中美贸易摩擦大背景,要达到提高农民收入和去库存等政策目标,就必须建立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化政策设计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农业发展阶段转变背景下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改革思路

价格支持政策是粮食政策的重要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为主要措施的价格支持政策对于我国粮食持续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价补合一”的价格支持政策也带来粮食供需结构失衡、财政负担沉重、下游加工企业陷入困境等诸多问题.对于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和粮价与农民收入关系的传统认识是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改革陷入困局的症结所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向结构失衡转变,规模经营主体成为重要供给主体.在此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政策应由以总量安全为核心向结构安全为核心转变,收入保障政策要由单纯关注种粮收益水平向重点关注种粮专业户收入转变,粮食市场调控方式则应由直接入市收购向更加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转变.为此,应从降低价格支持水平、完善储备体系、探索目标价格保险、提高粮食产业组织化水平等角度深化我国粮食价格政策改革,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和种粮农户收入保障体系.     

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价格支持政策时期大豆TFP的基础上,使用DID模型分析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的净效应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大豆TFP的有效提升,但存在结构性差异,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改善大豆TFP;价格支持政策对大豆TFP产生的抑制作用持续性并不强;价格支持政策形成“消极生产率效应”的作用路径是其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财富水平和市场扭曲抑制了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的积极性。考虑到短期内无法缩小同玉米单产差距的实际,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若不能给予农户稳定的收益预期,则对改善TFP的作用不应过高估计。为此,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调整和修正的过程中应加强系统的战略设计,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化的政策支持。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小麦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估计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小麦市场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利用2009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0日小麦现货与期货价格日数据,通过将政策作为虚拟变量引入GARCH模型,实证研究政策对平抑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的作用,并从政策执行区和非执行区的视角比较政策在不同地区维护小麦市场价格稳定方面的效果,对模型结果和价格传导路径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对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能够显著降低小麦现货市场的波动程度,并通过期现货市场间的联系对期货市场产生影响,但政策对期货价格波动的作用方向则相反;政策在平抑小麦价格波动方面的效果具有空间上的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间的市场联系从执行区传导到非执行区,导致非执行区价格波动程度的下降。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农户信贷配给下借贷福利效果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Switching模型,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247户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分两个阶段对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影响因素及程度和信贷配给下农户的福利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资产余额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总支出对需求的影响显示为正向;家庭劳动力比率、纯收入和固定资产余额对资金供给为正向影响;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为74.63%,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信贷资金有效利用率是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2倍。     

收储制度改革能否促进玉米生产率增长？——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经验证据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评估其生产率效应对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4-201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大样本农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收储制度改革对农户玉米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储制度改革对农户玉米生产率的平均提升效应为8.7%，在进行替换变量、更换样本、改变方法、安慰剂检验以及排除干扰政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收储制度改革分为取消临储价格和实施生产者补贴两个阶段，实施生产者补贴对玉米生产率的提升大于取消临储价格；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规模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兼业程度越高、玉米生产率越低的农户而言，收储制度改革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收储制度改革会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增加生产性投资提高农户玉米生产率。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利用ELES模型,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村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还很高;基本消费需求支出大幅度上升,但最低、中低收入户没有达到基本消费需求;农户收入水平愈高,其需求收入弹性愈大;食品价格对其他各类商品需求的影响较大,食品价格上涨将会导致其他各类消费品需求的大幅度下降。     

河南省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查报告

粮食最低收购政策运行两年来,在粮食市场调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以河南省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为例,对河南省两年来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政策效果、存在问题和影响等进行研究,提出完善政策的建议。     

我国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的作用机理与国际借鉴

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是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改革方向。通过回顾我国农产品补贴政策的发展历程,对目标价格差额补贴进行福利经济学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认为目标价格差额补贴和价格支持相比社会福利损失大为减少,供求弹性决定了补贴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最后分析美、日两国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的实施经验,并探讨两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