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历史文化解释

元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本文在回顾元代官学化的历史事件和综述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进行了文化解释。     

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冲突”

元顺帝时期的罢废科举,体现出以许有壬为代表的儒士集团和以伯颜为代表的蒙古势力在诸多观念上的冲突,大端有四：举子是否赃败,科举人才是否可用,士人是否欲求物质私利,科举是否妨碍蒙古选法。这些冲突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元代科举之罢废,是元代作为“征服王朝”政治生态的一个集中体现。元代科举的推行时间较短,选拔人才有限,这是导致元代吏治腐败、运祚不长的重要原因。     

科举学的文化视角

从文化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有助于加深对科举考试的本质、功能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全面评价其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科举制与民族传统文化构成双向关系,在长期考试实践中形成品类繁多的科举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和重要表现,科举制既存在历史局限性,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科举考试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所彰显的择优选才旨向,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薛昂夫生平和创作

在新疆与祖国中原的关系史上,元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已成为新疆主要民族的维吾尔族(元代典籍中一般称回鹘或畏吾儿),早在元朝建立之前便已归附蒙古统治者,并在元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蒙古统治者吸收了大量维吾尔人加入上层统治集团。在近百年的时期内,元朝统治者虽然基本推行了民族歧视和文化专制的政策,但却无法完全改变各民族间的正常交往,无法磨灭先进的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在那些统治者的后代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专家、学者。元代是维吾尔族人才辈出的时期,西域人(包括畏尔儿以外的各民族)的“汉化”为一时之盛。薛昂夫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     

试论元杂剧中的科举考试

元杂剧中大量描写科举考试 ,出现了文学上的科举盛世。原因是元代废除科举制度达七十八年之久 ,元代知识分子干禄无阶 ,入仕无门 ,地位低下 ,借此抒发科举情结。科举考试在元杂剧中的作用有 :成就爱情婚姻、促使夫妻重圆、为民伸冤报仇 ,同时具有解决戏剧冲突、促成大团圆结局等艺术价值 ,并对后世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漫谈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注重文化建设,创立了蒙古文字,产生了《蒙古秘史》这样的巨著。忽必烈更是标榜文治,注意学习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他选拔和重用汉族及其它各民族人才,建立学校,开科取士。科举考试主要用汉语。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一些蒙古上层统治者要想统治高     

元代达鲁花赤用人述论

本文是对元代达鲁花赤用人的专题研究。作者分析论证了大蒙古国时期任用达鲁花赤并无民族界限;忽必烈至元以后革罢汉人、女真、契丹为达鲁花赤者,专任蒙古、色目人为达鲁花赤,是元朝四等人制度的一部分;达鲁花赤用人的变化,是蒙古统治者占领中原后汉人不断反抗的形势决定的;笼统地说元朝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不确切的。     

20世纪初群科旗蒙古的文化变异与边缘化倾向

群科旗以前是青海湖蒙古人的一个基层社会组织,20世纪以来逐渐从民族集团演变为一个地域集团;在当地,群科旗蒙古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成为非主流民族,他们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异,一些蒙古人成为多重身份的人,走向边缘化。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从佛郎国献天马事看蒙古人的尚马情结

意大利罗马教皇委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向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今法国)异马,引起元廷震动,谓之天马。顺帝在朝中举行盛会,令文人学士和画家著诗文、作画来记述这一盛事,《元史》亦有记载。蒙古族作为马背民族,对于马寄有深厚的感情。此时的域外贡马之事,引起朝中蒙古族上层对自己民族往事的回顾与追忆。他们在马身上寄托和传承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同时,也表现出元末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接触频繁,其文化交流处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

蒙古族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元朝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元朝法制同蒙古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元朝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     

试谈“出恭”的由来

“出恭”词义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出恭入敬”说。此说认为“出恭”源于明代国予监或科举考试的“出恭入敬”牌,事实上,“出恭”早见于元代,而元代科举考试并不曾设置“出恭入敬”牌,可见此说不能成立。本文认为“出恭”即“出肛”,其理据就是把肛门中的东西排出来。     

元杂剧北方游牧文化生命价值观探析

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象征,它作为汉文学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朝代,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会在元杂剧中留下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生命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生存理念,生命主体受到关注,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北方游牧文化不断为中原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元朝二元法制成因初探

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国家政权。元朝统治时期,中原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受到以草原游牧文化为背景的蒙古法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蒙、汉两种法律文化相互激荡、融合,形成了元朝独具特色的二元法律制度。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元代祭礼三题

清代学者万斯同认为元代太庙祭礼有一些新异之处,有些则有违古礼。其实,荐佛事、祭品的蒙古色彩与祭仪中嵌入的“烧饭”礼等方面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些内容万氏都没有提到;至于改汉地通行的“栗木神主”为金制神主,则是受了喇嘛教的直接影响;元代宗庙神主的位向与位次排列亦有一定历史与经典依据,万氏的指斥也有片面之处。至于大都的“烧饭园”与“官祭场”则是元代帝室与蒙古族权贵从事家祭的特殊场所。通过以上考述,不仅可以澄清某些误识或偏见,而且能从一个重要角度寻绎蒙、汉传统的交互影响及其所呈现的独特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