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论王士禛与遗民交往的功利性

王士禛与遗民群体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其五载扬州推官期间。他千方百计赢得遗民群体认可,为其在文坛以至政坛发展铺石筑路,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功利目的的初始。进而对遗民群体持以似有还无,若即若离甚至敬而远之的态度,是王士旗与他们交往的功利心态发展演变过程的体现。最终,“鸟尽弓藏”可谓是王士稹与遗民交往的功利目的实现之后的必然结果。王士禛对遗民群体的“用行舍藏”,顺利完成了自己文学地位的确认以及政治功绩的积淀,某种程度上也使其成为了满清统治者怀柔文化政策的执行者。     

周容散文中的遗民情结

清初遗民文人周容在入清后始终坚守遗民志节,并结合其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创作了大量反映明清之际遗民情结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或表达由故物故人故景引发的故国之思,或表现亡国之恨,或展现坚韧不拔的守节之志,在同时代的遗民文章当中,周容身体力行的散文创作无疑具有深刻的代表性。深入分析周容散文中的遗民情结,对理解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况具有一定价值。     

徽州路遗民诗人群考论

本文详细考证了元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成员构成、生平经历及诗文成就,明确指出浓厚的理学背景不仅是该地遗民诗人群的重要特征,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而且是元代理学与文学关系的具体体现,从而明确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价值和地位。     

徐枋的心路历程及其诗歌的认识价值

清初吴中遗民诗群中 ,徐枋尤以志节闻名于时 ,与嘉兴巢鸣盛、宣城沈寿民有“海内三遗民”之称 ,其心路历程与诗歌创作均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从徐枋诗中不仅可以看到吴中遗民诗群的联系与互动情状 ,而且可以体会到清初遗民隐逸心态的消长趋势     

谁怜白骨掩黄沙--清初绍兴二遗民的生平与创作

清初绍兴遗民群作为清初浙东两大遗民群之一,又分为在乡本籍遗民、在外流寓遗民和寓此外地遗民三类,该文介绍鲜为人知的第二类两个代表遗民的生平与创作.两位都是在明亡之后寓居吴地、终老吴地者,尽管一个更多地张扬了越文化精神中侠肝义胆的一面,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越文化精神中诗酒风流的风采,一个诗风直率与渊雅兼备,一个诗情多磊落奇伟不平之气,但贯穿他们全部生平与创作的坚韧人生态度和坚定民族气节,则完全是相同的.     

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一般唐宋词人的诗酒唱和,而带有遗民词人隐居生活的特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自始至终地追求"遗民"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彰显。这就使得他们彼此相互砥砺意志、提高词艺,形成了群体共同赞赏的遗民人格精神,并促成了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唐遗民文人初论

唐遗民文人的界定不能从普泛化的遗民概念出发，而应该以是否对朱温及其梁朝有一种否定或拒绝的态度和是否具有遗民意识为标准。从唐遗民的特征来看，其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和南方化的地域性，同时，隐逸之心和黍离之悲也就构成其群体心理。而相对宋明遗民的家族化，唐遗民也缺乏一定的传承性。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存在，唐遗民文人的社会影响较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客观文献的匮乏和研究关注的不足有关，而另一方面则是与社会动乱而衣冠荡析、内部毁灭的亡国途径和忠义淡薄的末代士风有密切关系。     

遗民执杖唐巾起--论刘辰翁词作遗民心态特征

遗民刘辰翁的词作心态除了与其他遗民相似性外,还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在沉郁之中不失豪宕、国事感怀的直切深厚和个体苦楚的痛彻性.这种特色是同期词人词作思想情感欠缺处,正映显了刘辰翁是宋末爱国遗民词人的出色代表.     

南宋遗民词人意象研究综述

作为抒情文学体式之一的词,其意象研究历来被词学界广泛关注,但大多数焦点聚集在历代著名词家的单个典型意象的研究上。对于宋末元初的遗民词人意象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处于单个词人的单个意象研究上,而本文对南宋末期的遗民词人词作的意象研究予以梳理,有助于下一步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南宋遗民水墨画论略

南宋灭亡后,沦为遗民的一批文人画家眷恋故国,不仕新元,借其水墨画作隐约委婉地表达亡国的哀痛、故国的缅怀、遗民的悲哀。文章结合宋元之交的时代背景,将南宋遗民的水墨画置于文人写意水墨画的发展流变历程中,对其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之定位做了初步探索。     

沈光文诗文与南明文臣流寓台湾的身份认同

抗清失败,渡海至台湾,导致历来安土重迁的南明遗民与旧有生活内容产生了隔绝。南明遗民活动空间的变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所谓乡魂易断,避难台湾成为流寓文士群体的集体心理缺憾。南明文士的遗民身份转换为寓居台湾的移民身份,空间、时间的游移,反而实现了部分遗民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对以台湾文献的拓荒者沈光文为代表的南明文臣诗歌作品解读,可洞察南明文士移民情感的蜕变与矢志不渝的遗民心路历程。     

试论张炎对遗民词的开拓

张炎对遗民词进行开拓,借咏物、节序、友情、艳情等传统题材表现其遗民之思,对传统词进行改造,突破了定势写法,在其中融入了家国之悲和身世飘零之恨,情感更沉郁,更具有感染力,在思想内涵方面超越了前人和同时诸人,从而成为"江东独秀"的遗民词人,并对明清之际的遗民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里洋场与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的“都市遗民想象”

本文以辛亥革命后,以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前清人物"为研究对象,关注其遗民"生存"与"心态",在民国初年上海的展开。前二小节"避居海上"与"独上高楼",将此时遗民于上海的生存从"面"上铺开。"遗民"以自家的"独上高楼",在摩登"洋场"辟出了一个另类的隐逸空间。第三节"由’山林’入’城市’",探讨隐逸地由"山林"到"现代都市"的改变对"遗民"之自我想象与表达的影响。借助于"十里洋场"中的"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这一特殊群体,在"现代中国"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在现实与文本的双重领地,铺陈了一段独特的"都市遗民想象"。     

杨琏真伽发陵与宋末越中遗民诗社

通过考察杨琏真伽发掘宋六陵的过程及其对越中遗民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杨氏发陵与越中遗民诗社之产生存在因果联系.越中遗民诗人因杨氏发陵的机缘而团聚在一起,吟咏唱和,成就了越中文人结社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因缘.     

生命之征:清初遗民游历的思想意义——以易堂诸子为中心的考察

游历是清初遗民在著述、讲学之外的另一项苦心经营的重要"事业"。行为即思想之体现,游历行为本身寄寓着此际士人对生存意义的拷问与探求,因此具有着繁复的思想意蕴。清初江右著名文人群体易堂九子在这方面即具有典范意义。交友造士、广己造大以及遗民意气之发抒等均是此际遗民们热衷于游历的原因,也正是他们"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深入解读遗民心态及其学术与文学思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记忆与文学抒情---南宋遗民词高频意象论略*

南宋遗民词频繁使用由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文学意象,这些意象以“铜驼”“铜盘”“铜雀台”“新亭”“乌衣巷”等为代表,它们均与前代王朝发生的动乱及亡国事变相关。遗民词人通过使用这类意象以表达亡国之恨,同时它们也成为遗民词抒情特色的显著标志。其所以频繁出现,与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也与历代文人不断相沿习用,从而使其所承载情感意蕴走向固化有关。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