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     

试述陈廷敬“和声以鸣盛”诗歌特点的体现及形成原因

陈廷敬不仅是清初重臣,也是清初重要的诗人,其诗集中存有大量纪恩、颂圣等应制之作以及抒写“相臣心事” 的述怀之作,此类诗歌思想情感雅正平和,风格雍容典雅,形成了“和声以鸣盛”的创作特点。究其原因其创作特点形成与其台 阁身份、儒家诗教观以及个人的性情经历均有关系,客观上开启了清诗“格调”之风。     

春秋诗歌“叙述者”介入叙事的多元形态--以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作为中心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的“叙述者”,以“公开的叙述者”为主,兼有“缺席的叙述者”与“隐蔽的叙述者”,形成了一种多元共存格局。正是这种多元共存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整个春秋诗歌“叙述者”介入叙事的多元形态,并对后世诗歌叙事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唐人小说诗化倾向初探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无边的“草根诗学”——兼论“草根诗歌”成为诗歌流派的可能

李少君在诗歌界大力倡导“草根诗歌”,提出了“草根诗学”这一理论主张。但这一诗学观念由于不断扩容,导致自身边界漶漫模糊,成了无边的“苹根诗学”;再者,“草根诗歌”作品风格差异杂糅,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诗学风格。“草根诗学”的提出和倡导在与“中产阶级写作”的对峙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至少目前看来,“草根诗歌”还很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看待。     

新“声”奇“色”——从《死水》看闻一多诗歌的“音”与“画”

文章以《死水》为例，展示、分析和充分肯定闻一多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音乐美”、“绘画美”的独特创新贡献，进而形成其诗歌全新的审美效应。     

吴均诗歌渊源考及其思考

当前学术界对吴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均体是什么”的争论上,而对其诗歌渊源等问题讨论不足。吴均从汉魏、晋宋、齐梁诗歌中多方接承,转益多师,终于形成其诗歌的独特风貌;其诗歌能够将“表现”与“再现”结合是其诗歌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晋唐风貌，高丽名流：《花潭集》诗歌艺术研究

朝鲜名士徐敬德之《花潭集》享誉海内外,其诗歌艺术卓然一家。《花潭集》里的诗歌主要有闲适诗、赠答诗、咏物诗和说理诗四类。徐敬德之《花潭集》里的诗歌艺术特色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兼收老庄自然之姿,融合释家寂然之境,凝采王维诗艺之妙,实有“自然”、“寂然”、“凝然”之“三然”特色,譬如《花潭集》里的闲适诗。二是含晋风唐貌,又携景入情,此以花潭之赠答诗为代表。三是多奇言秀句,又对仗精工,尤在咏物及说理诗上表现突出。     

唐代乐伎诗歌创作研究

乐伎在唐代是一个颇具规模且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对唐代诗歌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乐伎不仅是诗歌的传播者,也是诗歌的描写对象,更是诗歌的创作者.作为诗人的乐伎人数众多,妙兼色艺、慧擅声诗.她们创作的诗歌与男性诗歌相比,笔融细腻,情深词婉；与其他女性诗歌相比,大胆直白.唐代乐伎的诗歌还显示出拟男的创作倾向:她们以男性士大夫所推崇的标准为其创作的标准,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心胸.她们的创作打破了男权社会中女子“无才”的偏见,更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抗.     

宇宙·生命·诗歌——论宗白华的诗歌理论

作为“诗性美学家”的宗白华,以其东方式的心性与文化视野融汇西方的哲学与诗歌精神,形成了以东方式的哲学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为皈依的独树一帜的诗歌理论,后者以“宇宙—生命—诗歌”一体的方式构成了诗歌生产机制,对于今天的诗歌写作与理论建设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与参照价值。     

诗歌典范和诗歌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忧思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教材成为“诗歌典范”，显现了传统、正统且主流的诗歌趣味在历史延续中的强势。这一“诗歌典范”的树立，曲解了诗篇本意，简化甚至扭曲了诗人形象，并无视或舍弃了海子诗歌创作中“异端”和“新创”的东西。这样的“诗歌典范”培养着人们的“诗歌想象”和“诗歌期待”，影响了人们对新兴诗歌现象的创造和认同。这一“诗歌典范”的塑造方式竞能大获成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并令人忧虑。     

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屈大均诗歌的审美特征及文化观照

屈大均多元化人格思想形成了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又因为他在创作上的自觉追求,诗歌具鲜明的审美特征:蕴藉深厚,寄托深远;奇幻万千,纵横恣肆;以俗为雅,自然浑成。屈大均诗歌充满“雄直气”。“雄直气”在于诗人强旺刚健的生命精神,体现在他对生命意志的自觉磨砺,对自我人格的顽强坚持上;“雄直气”也来自于诗人充沛的感情,体现在他人格的真率上。     

中国古代诗歌的内在结构

中国古代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押韵，而且大都是隔句押韵，每押一次韵便意味着一个独立内容的获得。但在具有比兴传统的远古时代，纯粹的比兴诗句往往不能完整地说明一件事或抒一种情，而是必须配以下文的“所咏之辞”。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以四个诗句，即两个韵脚，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并在诗歌的整体背景上被凸现出来。这种以前两句起兴，后两句抒情或叙事的作法，正是民间歌手惯用的模式，影响到诗歌，便是以四个诗句为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的形成。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原始思维对语言的巨大影响以及原始初民在生活中缺乏秩序和稳定而要寻求整洁与对称的心理定势的作用。     

三曹诗歌之读者批评范式刍论

在考察建安文学之读者接受史过程,不难发现历代读者接受三曹诗歌所形成的接受范式,即“以道德伦理评诗”、“以史证诗”、“以感悟言诗”、“以章句解诗”,这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甚为常见的范式。这一中国式批评范式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受众的文化心态有密切联系。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尊崇权威的心理定势,乃这种文化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小游仙”诗题在元明时期的传承与书写

“小游仙”最初是指曹唐所作九十八首以游仙为主题的七言绝句,在唐代之后也有不少诗人以之为题作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小游仙”诗题的传承并不完全依附于曹唐的诗名,也不是单调的线性过程。一方面,宋元时期的诗人往往将小游仙诗归为乐府,而元末创作小游仙诗的诗人更多是受到了文坛领袖杨维桢的影响;到了明代中晚期,由于出版业的发展,多种收录曹唐诗作的唐诗选本以及广西官员刊刻的《二曹集》都在客观上推广了曹唐诗作的流传,曹唐的诗名以及在游仙诗传统中的地位也得到了重新评价。另一方面,从诗歌本文上看,后世的小游仙诗沿袭了曹唐诗作的一些特色,在诗歌风格上形成了一定的共性,但与此同时,后世诗人在书写中注入了新的元素、旨趣和思想感情,诗歌的内容和主题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逐渐形成游仙诗的一脉支流。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声、像、动”全方位组合：台湾新兴的超文本网络诗歌

蓬勃发展的网络诗歌，出现了一种鲜为人知、特别倚重技术编程语言的新兴诗歌——超文本诗歌（在台湾称为“数位诗”）。主要以台湾前卫实验为例，讨论其中四种：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互动诗。既肯定诗歌这一“新空间美学的表达方式”，其“声、像、动”全方位组合的质素对新诗多元发展带来新形式的冲击与鼓舞，也对可能来临的数字化诗歌——技术完全进驻诗歌——表示一定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