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中的文学风格问题

本文综论刘勰的风格学理论。第一部分据《定势》篇分析文学风格受文体制约的几个问题,解释“并总群势”、“总一之势”、“循体成势”、“失体成怪”、“参体”等概念和命题的含意,并与西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比较;第二部分据《体性》篇分析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的关系,研究刘勰对“八体”的态度;第三部分据《风骨》篇探讨刘勰理想中的文风以及一代文风对风格取向的影响,指出刘勰重视研究风格问题主要是为纠正时弊服务的。     

刘勰的"为文之用心"

“敷赞圣旨”能力的缺乏,促使刘勰将通过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所实现的“立家”作为了“立德”的替代目标,其“为文之用心”的实质也随之转向自我“立家”,由此导致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离开“圣旨”的自我发挥。而刘勰对“立德”目标的难以割舍和有效实现“立家”的考虑,又促成了《文心雕龙》对“敷赞圣旨”名义的借重。由此造成了《文心雕龙》在“敷赞圣旨”的名义下没有“敷赞”以至偏离“圣旨”的奇特现象。     

刘勰论艺术传达与审美形式

在中国美学史上，刘勰最早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传达问题。“形式”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采”，却是非常接近于“形式”这个范畴的涵义。刘勰在《原道》篇对“文”作了本体论的界定。他对于圣贤经典的规慕，也更多地侧重于以美好的文辞来表现情感。在《情采》篇中，把“立文之道”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从视觉美感、听觉美感等方面深化了审美形式理论。刘勰还非常重视艺术传达的作用，在《神思》等篇中予以系统的阐述，而在《物色》等篇中则揭示了有关艺术传达的若干原则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为王运熙老师80华诞而作

《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作者刘勰是参照《周易》数理阐明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所以在书中作了专篇论述;其中“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兑”、“离”、“巽”、“坎”八卦,所以统一列入《体性》篇。“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的分组关系表明,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之时,是以文王八卦序列为模型的;而其理论基础,则是主要由《周易》表述的古代宇宙哲学。     

读藏杂识

佛典论“心”与刘勰论“心”刘勰在论及创作过程时,对于“心”的作用的认识颇有一些新内容。在这一点上,他显然受到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原道》篇“心生则言立,言立而文明”这个论断上。所谓“心生”云云,不是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观念,而是从佛教义学来的。这是对“心”的性质与功能的一种新认识。刘勰在讲到“心生而言立”之前,还谈到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还是儒家的语言。《易》“复”卦《彖》辞讲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把这个“心”解释为     

《文心雕龙·正纬》思想意义管窥

《正纬》是《文心雕龙》全书中常被人们忽略的一篇,是“文之枢纽”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薄弱性及其带来的后果,就愈加暴露出来了.例如在对《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什么的讨论中,持“以佛统儒”说的马宏山同志即以其对《正纬》的分析作为论据之一.而孔繁同志主要为与马同志商榷而作的《刘勰与佛教》一文则指出:“刘勰在《正纬》篇还提出‘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表达了儒家不提倡多言鬼神的主张”,“其反对宗教神学的意义远远超出对谶纬迷信的斗争”,“这是     

“衔华而佩实”——关于刘勰《文心雕龙》的总论

总论,是贯穿于整部《文心雕龙》的指导性观点。《序志》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是对《文心雕龙》总论内涵的概括。刘勰在全书的开头五篇专门地具体地论述了上述指导性观点。在五篇总论中又有主从之分,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在这三篇专论中,刘勰明确地提出和论证了文学创作必须遵循自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书作范本的理论主张。《正纬》、《辨骚》     

刘勰的诗论

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贯穿着古代文学的始终。因而中国古代文论主要的是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文”,尽管是泛文学的,但其主干则是诗赋。“文心”,相当一部分是诗心。刘勰提倡“宗经”,其一是《诗经》。根据五经总结的“六义”,其中如“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也可以说是诗的义则。“文之枢纽”中的《辨骚》篇,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屈骚的艺术价值。风、骚并峙,在理论上揭示了古代文学的两大源流。“论文叙笔”中,《明诗》篇论述了诗的历史、诗的特征。《乐府》篇论述了诗与音乐的关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     

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文学鉴赏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藉“知音”一词比喻文学鉴赏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领神会,探讨文学鉴赏的问题,《知音》篇是刘勰关于文学鉴赏的一篇专论。《知音》篇对文学鉴赏作出的创造性的探索,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所不能诠解的,对于我们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诗文鉴赏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刘勰《文心雕龙》在评论历代作家的创作和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时,对知文之难有切实的体会;在《知音》篇中用大半的篇幅论述文学鉴赏之难,并从“知实难逢”和“音实难知”两方面来分析原因,提出了文学鉴赏必备的素质和基础,说明文情难鉴,乃千古恒一。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文学鉴赏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藉“知音”一词比喻文学鉴赏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领神会，探讨文学鉴赏的问题，《知音》篇是刘勰关于文学鉴赏的一篇专论。《知音》篇对文学鉴赏作出的创造性的探索，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所不能诠解的，对于我们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诗文鉴赏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借鉴。刘勰《文心雕龙》在评论历代作家的创作和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时，对知文之难有切实的体会；在《知音》篇中用大半的篇幅论述文学鉴赏之难，并从“知实难逢”和“音实难知”两方面来分析原因，提出了文学鉴赏必备的素质和基础，说明文情难鉴，乃千古恒一。     

“文之枢纽”的逻辑新探

《文心雕龙》的篇章中,被刘勰称为“文之枢纽”的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五篇。这五篇的基本内容和关联,已故刘永济先生曾做过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五篇义脉,仍相流贯”。“揭示论文要旨”的三篇专论,就是刘勰自称的《文心雕龙》全书的“纲领”,其他诸篇则是“毛目”。(《序志》)纲举目张,所以刘勰自服地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 这个“文之枢纽”,论证了“为文之用心”的一些关键问题:“道”、“圣”、“经”三个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道”、“圣”、“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又是怎样的呢?此类问题,正好构成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骨架。而对这个“骨架”理解     

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

对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的关系历来有很多争议,各家所持观点都有一些片面性,或简单否定,或强调过分,往往有失公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说意思是“神明的原理”,与他的佛学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刘勰的本体观受龙树影响很深,刘的论“道”实际包含了儒释道兼通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的“折衷”研究方法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影响的产物。     

《文心雕龙·颂赞》篇新论三题

《文心雕龙·颂赞》篇是系统论述颂体与赞体的专论,因年代久远,词旨晦涩,后世有不少的地方存在着误读,亟需厘正。“雅而似赋”中的“雅”为讽谏之意,并非雅正的意思;“不辨旨趣”中的“旨趣”,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而非颂与风雅的关系;“敬慎如铭”是指颂与铭一样恭敬慎重,而非《文赋》中的“优游”之意,更不可将“铭”换为“箴”。     

《文心雕龙》养气说初探

刘勰《文心雕龙》的《养气》篇,属创作论。在这里,刘勰通过对创作活动的研究,提出了“养气说”。这是第一次将“养气说”从哲学领域引进文学理论领域。 刘勰的“养气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全面地研究《文心雕龙》,当然首先要认真研究《养气》篇;而研究《养气》篇,首先应当注意这段话: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刘勰为何肯定“般若绝境”——兼论刘勰思想并非“以佛统儒”

《文心雕龙》对玄学本体论提出批评 ,肯定佛教“般若绝境” ,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刘勰思想是“以佛统儒”。其实刘勰所否定的是将“无”或“有”绝对化 ,并未全盘否定玄学本体论 ,王弼本体论则为《文心雕龙》所本。刘勰从本体论角度肯定“般若绝境” ,认为般若学与王弼本体论相同 ,立论允当 ,能“诣正理”。因此 ,“以佛统儒”说是误解其所据的结果 ,与刘勰思想实际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