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人的《宋史》研究

记载两宋历史的《宋史》成于元末衰世。当时史臣"三史分修"的权宜之计受到明人的严厉批评。研究和重修《宋史》是贯穿明代始终的学术大事。明代学者的《宋史》研究明显的经历过一个从理论上的批评和完善再到实践中的重新修撰的过程。其中虽著作众多,卷帙浩繁,但大多因袭旧文,缺少发明。因此,对后代史学并未产生重大影响。这与明代整体学风的空疏是分不开的。     

宋会要研究备要(目录)序

《宋会要》是根据《实录》、《日历》、《国史》档案等资料按类分编的宋代各种制度,为研究宋史的基本资料。该书原本皆已散失,仅存《永乐大典)辑本。过去对此书编写过各种目录,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在刊行这本目录的时候,参照有关资料,将《宋会要》的编纂、现存徐松辑本的由来,以及各种目录,提出一点看法。     

《宋史·陈傅良传》补正

陈傅良是南宋前期著名学者,《宋史·儒林》有传。他是当时国内三大学派之一的永嘉事功学派的重要思想家,笔者曾和徐规教授合写过《陈傅良的著作及其事功思想述略》一文,着重叙述他的事功。由于“《宋史》于诸史中号为芜杂,南渡以后,又极荒略”,而每位学者的成就与思想面貌,又为他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等等所决定,因此,本文拟对《宋史·陈傅良传》(下称《宋史本传》)有关家世、生平、官职、生卒年月等等,试加补正。以作续篇。     

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李焘父子考辨札记

李焘父子考辨札记张继定李焘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积四十年时间撰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保存北宋一代史料有着重要的贡献。其子李、李埴等，在南来政坛、文坛上也颇负盛名。《宋史》、《宋元学案》和《宋史翼》等史书中，曾专门为李焘或其子立传，后人的...     

宋朝末代皇后之父

南宋度宗全皇后,是宋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宋史·后妃传》记载“氏侍其父昭孙,往返江湖,备尝艰险”。然而其父全昭孙,仅在《宋史》的《后妃传》和《理宗纪》有一两句提及,存世文献没有集中记载。幸而其子所撰《全公墓志》新近披露,然残缺严重,几不可读。利用相关文献直接或间接的考证,终于使墓志得到最大限度的事实复原,全昭孙的基本事迹亦得以清晰。而墓志对《宋史》记载的证误,也再次显示了石刻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考证所运用的方法,相信会对类似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涉及到《宋史·后妃传》关于全皇后和全氏家族的辈分问题,前人及今人研究中的理解错误,本文也有辨析。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全宋词》黄定小传订补

南宋状元、词人黄定,《宋史》无传,史料记载较少,清陆心源在《宋史翼》中亦未作补充。《全宋词》黄定小传因属草创,故甚简略,且有讹误,根据《宋会要辑稿》、《南宋馆阁续录》等文献,对其生平事迹可作很多订补。     

章学诚对《宋史》的批评与改撰

在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由《史记》和《汉书》开创的纪传体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纪传体史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渐渐产生了弊端,至《宋》《元》二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章学诚考察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流变与得失,选择《宋史》作为鹄的,对《宋史》诸表、诸志、列传等展开深入的史学批评,提出设置人表类例、明确修史义例、记事客观公允等编撰要旨,进而提出了改撰《宋史》的基本构想即传以纪事的新纪传体裁。他的史学批评具有极高的辩证性和公允性。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

黄敏枝(女)先生<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是宋代佛教经济研究方面很有影响的重要著作,此书中的<宋代敕赐寺田表>汇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历来受到有关研究者的重视.但金无足赤,此表也存在一些失误和疏漏,本文试图对此予以补正,并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宋代寺院得到赐田的缘由,以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从声韵看《中藏经》之成书时代

《中藏经》始载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医方”下篇,题曰“《华氏中藏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为“《中藏经》一卷,汉·谯郡华佗元化撰”。但关于本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疑为华佗本人所作的;有疑为华佗弟子作的;有疑为六朝人作的;有疑为宋人作的。从书中的韵文入手,找出押韵的字,并根据历代音韵体系十分严密的特点分析了书中韵字在不同时代的分合,指出“蒸”韵之“证陵”字与“庚耕清”韵字相押,是宋代的音韵特点,从而证明该书很有可能是宋人编辑而成。至于书中某些内容,渊源更早也是可能的。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注释了《管子》

《管子注》或以为是房玄龄作,或以为尹知章作,历代都有争议。事实上,《管子注》为尹知章所作。《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尹知章注释《管子》,《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尹知章传》也有记载;尹知章注释的《孝经》、《老子》、《庄子》、《韩子》、《鬼谷子》等先秦古籍与《管子》的思想和内容相关,这是尹知章注《管子》的必要条件;南宋绍兴年间科举取士,从《管子》及注疏内出题,《管子注》盛行,书商为了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将尹注《管子》改为位高名重的初唐良相临淄人房玄龄。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景定建康志》之地名记载述论

作为南宋地方名志,《景定建康志》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而为历代学者推崇。然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却鲜为人所看重。《景定建康志》的地名记载甚为丰富,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方面,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存史之用,又可资文献辑佚,也有一定的正史、补史的价值。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说献疑

程千帆、吴新雷两位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对于宋代骈文(宋四六)发表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的说法,具体所指为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四位南宋四六文名家.不过从四大家入选人数与分期两方面看,此说还不够严密,对洪适、洪遵、洪迈兄弟四六文数量和地位的论述也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余地.总体看来,南宋前期骈文创作较为繁荣,名家众多,"四大家说"尚不足以概括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