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生态经济：武陵山区科学发展的根本选择

当代世界,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的共识、人类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世界各国普遍以生态经济为其发展的根本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也逐步确立了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和战略选择。从实际情况看,武陵山区必然要以生态经济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选择。因为武陵山区是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屏障;客观现实需要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必然会牵动发展全局。因此,武陵山区必须迅速制定《武陵山区“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全面构建“武陵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区”,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全面修复、保护和建设武陵山区的生态环境;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制定考评、生态补偿、金融、信贷、税收等特殊政策;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生态经济的坚实依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

“双碳”目标为中国法治建构带来变革契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借助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尽管国家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中明确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的作用，但是现行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尚未建立内蕴“双碳”目标的回应性机制体系。面向“双碳”的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在规划编制、用途转用、生态修复、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本质是对诸多生态要素实施整体管制和类型管控，故而应以“系统治理和分区分类”为管制范式，重点完善融合“双碳”目标的生态空间规划、基于碳约束机制健全生态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基于碳汇完善生态空间修复和基于碳风险监测构建生态空间监测评估机制。     

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

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内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并提出了新的生态政治观点:生态政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生态文明化。生态哲学理念和生态文化是生态政治的核心,其基本观点是“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观。生态政治的现实基础是生态经济,其主要内容是生态政治经济学。生态政治经济学强调生态规律约束条件下,对私有产权的超越,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     

中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若干观念问题

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提出了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确立可持续发展观是实现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指高等教育把实现自身的目标和理想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体系和战略目标的范畴内，具有生态学、环境学的特征，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观包含时空观、要素观、产业观等主要内容，目标是塑造“绿色人格”、“环境品德”和“生态素养     

开放性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构建

文章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原则为基础，以现今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为现实依据，提出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应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并从教育目标、建设基础、活动体系、制度体系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开放性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途径。     

武汉城市圈传媒融合的现状及构想——以报业为例

在社会信息化背景、城市圈发展背景和媒介生态背景的影响下，武汉城市圈内媒介融合势在必行。由于利益分争和行政干预，目前圈内传媒融合主要呈现出“合纵”与“连横”两种模式，即以“武汉城市圈报业联盟”为代表的“连横”模式，以“武汉城市圈新闻协作机制”为代表的“合纵”模式。但是，这些只是传媒融合的初级阶段，圈内传媒融合的目标是“合纵”与“连横”的和谐统一、一体联动，并以数字和网络为依托，最终打造出一个跨媒体综合平台。     

生态压力下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措施——以三江源地区为例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民族地区长期面临的主要矛盾。为此,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及生态功能区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遵循“统筹兼顾”的工作方针,以生态环境的修复、维护特别是水源涵养为缓解矛盾的关键环节,以生态移民为抓手,以生态特区建设为载体,逐步探索构建适应这些区域的特殊制度安排和组织管理形式,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夯实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以广大农牧民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为终极目标。     

实施“4321”战略建设产业发达、社区和谐、环境优美新西善

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按照“十二五”期间街道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定位．结合街道实际情况,在壮大原有的产业结构体系下．按照区委“抢抓机遇、争当第一．全面建设现代化创新型生态新城区”的总体要求推进“五大工程”．围绕“1＋3”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条主线．以商务商贸、生物医药和软件配套为引领．以龙翔片区和岱山新城建设为依托．坚定不移地走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发展道路．把西善桥建设成商贸服务业发达、社区生活和谐．具有优美生态环境的地区级商业中心。     

“自然恢复为主”的规范内涵与法律实施机制

“自然恢复为主”是我国生态修复领域的指导思想与重要原则之一,指主要依靠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来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近年来,这一表述在各级政策、法规文件中被屡次提及,围绕相关要求衍生出的诸多释义与解读持续吸引多方关注。尽管“自然恢复”一词作为发轫于生态学界的专有名词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科学内涵,但若对“自然恢复为主”同样基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同质化解构,恐将导致其难以为修复实践提供清晰、明确的法律指引。为进一步探究“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内涵,在梳理相关概念在规范性文件与生态科学领域的演变历程,对比其应用场景、本质要求及主要措施之后,重新阐释了“自然恢复为主”在规范层面的应有之义。在机制建构方面,“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实施须以法理层面的价值引导为前提,以自然恢复力之法律载体的确认与保护为重心,以制定规则化的适应性管理要求为保障,以实现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下的刚性约束为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近代自然法观念对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引

近代自然法观念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取向引导.生态福利,指为满足居民生存与发展需要,由政府以公共服务形式向居民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社会福利.衡平生态利益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需求,生态福利共享为其终极价值需求.生态福利法律制度与近代自然法观念在价值始点、价值中介和价值目标维度相契合.按照近代自然法“理性观”“自然权利观”“社会契约论”的导引,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应依循理性,以权利共享为基础,以生态福利公平分享为依归,并由政府主导生态福利分配.     

“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与可行性路径——基于空间正义视角的探讨

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政府选择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中国推行“绿色发展”是修复和维护“空间正义”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根据“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绿色发展”必须要在“空间正义”的框架内及其主导下展开——守住空间中各事物之间的界限,即根据各事物的固有属性及其意义划清其空间界限并守住其界限;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与救助作用,即通过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来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改善生产方式和提高发展水平,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处于贫困状态尤其是濒临“绝望交易”的民众提高生活能力和改善生活水平;引导大众的“绿色发展”行为,即通过选择性激励来引导民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冬奥会:“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契机和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他还曾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过“七点要求”.显然,这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纲领.建成“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1],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一步,重中之重,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文章以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植物零碳景观为研究内容,2022年将在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举办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提供难得的契机和抓手.冬奥城市张家口遵循绿色奥运的理念,推进低碳经济示范区建设,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治理.张家口通过生态建设的“零碳”配置,推行生态建设的“零碳”措施,注重生态建设的“零碳”营造,使张家口市成为京北“保水源、堵沙源、送清风”的绿色生态屏障,向世界展现张家口市植物零碳景观森林城市形象.     

生态立省与生态文明建设刍议

二十一世纪以来,许多省区相继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建设生态省成为发挥资源优势、构筑发展新平台、树立发展新形象的最佳选择。贵州省“生态立省”建设应当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全面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因为生态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生态,同时也是社会生态,这就要求观念要从“资源型社会”到“生态型社会”转变。     

“两山”论的解释力、分类实践与制度回应

“两山”论的实质在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人类在两者间的选择、放弃与坚持。我国当前可通过在禁止开发区走“生态优先”路径、在重点开发区走“绿色发展”路径、在限制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对“两山”论进行分类实践。在分类实践进程中，亟须通过实行差异化财政投入政策、创新间接财政投入方式、增加环境税税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进行政策导向，以及通过区域协同立法“协同程序”的模式建构、河长“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的聚合创设、环保督察“强化问责”的程序明确、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措施实现法治保障。     

山西省右玉县的生态建设及其启示

"右玉精神"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文献资料和关键人物访谈的方法,以微历史的视角对山西省右玉县生态破坏史进行了溯源,并解析了山西省右玉县生态建设的历程。右玉县生态建设的成功需要久久为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前提,右玉生态建设实践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右玉答卷。右玉生态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始终坚持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规划引领。右玉精神是对右玉过去的肯定,右玉需要在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尊重科学精神,努力推进制度建设上着力,继续把"右玉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生态人居环境建设与绿色化学

生态人居环境是 2 1世纪城乡建设的目标。绿色化学则是其科学技术的保证条件 ,与这一目标息息相关。论文同时指出当代生态问题引起的科技革命仍然不过是要求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研究方向适应这一目标 ,并且证明是可以实现的 ,从而排除反唯物主义的西方学者的论点。     

"泰宁模式"解析及其对三明市旅游发展的启示

泰宁县地处福建省西北部,是经济欠发达而旅游资源丰富的闽西北县城。泰宁县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取得"国家4A级旅游区"、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县"到"世界地质公园",实现了三次大跨越,从国内走向世界。"泰宁模式"是经济欠发达而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旅游发展的成功模式。文中试图透过其表面现象,探寻其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挖掘"泰宁模式"的精髓和内涵,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思考其对三明市旅游发展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