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劳动技能与改善劳动条件: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路径分析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推动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如何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类型细分,并探索其有效增收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劳动视角进一步探源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困境发现,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内部“共享”机制、人口生物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综合影响农村人口“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造成了部分群体收入低的现状;单一的劳动技能视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收问题,必须促进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劳动对象的结合,在授人以渔的同时,还要确保他们有“捕鱼机会”。基于“劳动技能-劳动条件”结合情况,农村低收入人口类型可以划分为技能不足型、条件不足型以及技能与条件不足型共3种。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在基本保障方面要建设关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保护网,维持基本收入;在能力建设方面要构建基础性和专业性技能并重的人力资本增量体系,促进持续增收;在资产建设方面要实现规模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和谐共进,释放增收潜力;在优化组合方面要实施劳动技能与劳动条件以强带弱的策略,形成增收合力。     

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

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比上年减少29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8％。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比上年减少640万人,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3％。     

2005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365万

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5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比上年减少245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5％。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067万人,比上年减少910万人,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4．3％。一、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标准。根据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2005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     

低收入农户的八大特征

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低收入农户作为影响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和增收难点,关注其状况,实现其增收,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关键。本文所指的低收入农户,是依据河北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对4200个调查农户按人均纯收入五等份分组,由低至高依次分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每组农户所占比重为20％。低收入农户特征表现为: 特征一:低收入农户收入结构为农业主导型。2001年,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中,农业收入占51.1％,牧业收入占2.8％,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占11.3％,工资性收入占32.3％。与其他     

2003农村低收入组农户收入增长1%

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按照农户人均收入水平进行5等分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2003年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人均为866元,比上年增加9元,增长1.0％。 一、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增速缓慢。近三年来,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持续增长,但增速缓慢。2001年为818元,增长2.0％,2002年为857元,增长4.8％,2003年为866元,增长1.0％。 二、低收入组农户的收入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0年。2003年低收入组     

2003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900万

据对全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监测调查。2003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900万,比上年增加80万,贫困发生率为3.1％。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5617万,比上年减少208万,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6％。 一、绝对贫困人口增加80万。根据2003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2003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由上年的人均纯收入627元调整为637元。按此标准,2003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     

帮扶模式、帮扶周期、帮扶力度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低收入人群的稳定增收仍是关键。对低收入群体帮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帮扶模式的多样性、时间的持久性与投入的强度等决策是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非对称地影响低收入群体增收。实证研究表明,帮扶模式多样性诱发的复杂利益博弈,造成规模经济效应减少、寻租机会增加、低收入群体增收潜力受损,间接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帮扶持久性易产生帮扶政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刺激低收入群体“等靠要”,激励社会“精英捕获”,进而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帮扶投入强度低弹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制定政策以应对帮扶模式过度多样化、帮扶持久性失准和帮扶投入失衡问题,重点推行政府代缴新农合、政府代缴新农保、产业帮扶、耕地保护补贴与生计补助等帮扶模式,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顺利实施。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

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利用CFPS 2018数据,使用基于RIF的ITE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能显著增收,但转入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增收不明显;(2)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显著;(3)土地流转(尤其是转出)有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优化农户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实证结果稳健地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对实现农户群体“提低扩中”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西部和东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农户流转土地,以增加其兼业和非农收入等政策建议。     

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困境与政策构想

解决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总量增长有所放缓，就业半径逐渐缩短，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就业形式趋于灵活。进入新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就业机会公平和就业歧视减少，工作更加稳定和关系更加和谐，增收动力增强和收入差距缩小，保障更加完善和社会融入增强。针对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思路应是在需求侧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在供给侧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在制度保障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扶持，重点任务包括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保障、稳定农村脱贫人口等低收入群体充分就业。     

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特征及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收入来源、收入阶层及区域3个维度。在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进而逐渐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对增收贡献度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收入阶层方面,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偏慢,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增收动力结构差异明显;在区域方面,各地农民增收动力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收入增速地区差距较大并由此影响到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性特征的形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农民自身禀赋、“三农”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既能总结农民增收的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农民增收中存在的财产性收入贡献度低、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今后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增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在描述了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现状地基础上,以2003-2009年中国统计资料为基础,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并借助于SPSS13.0统计软件对2002-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及各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与信息消费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最高;农村低收入户尚未满足信息基本需求,需要社会救济;提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促进农村居民信息消费需求的建议。     

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证研究

如何让群众在劳动中积累的财富成为收入的来源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虽然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高,但是它的增长速度超过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成为浙江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连续多年居31省区之首,财产所有权制度的改革、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强烈的投资理财意识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浙江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针对浙江省省情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资本市场等六条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演变趋势考察——基于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分析

控制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根据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数据,在对收入分配极化测度和估算方法进行介绍的基础上,从收入流动性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995-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指数不断扩大,但是,由于这一过程中低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例下降,中、高收入群体所占收入比例上升,收入分配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然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指数仍表明,政府不仅需要关注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需防范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研究

以重庆市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将1997-2005年重庆市城乡居民的纯收入和各类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2005年重庆市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各类消费支出的横截面数据按不同收入分组后的资料代入ELES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定量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居民当前消费结构的具体特点,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研究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0)中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96%用于生活消费。因此提出了通过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加强实施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农业补贴与城乡消费差距:一个政策模拟分析

基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运用持久收入假说理论测算了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将持久性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总额进行回归分析以衡量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并取其增加量的负值为消费者补贴等值对农村居民进行直接补贴,以此模拟农业补贴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实际效用。研究表明,农业补贴不仅能够显著性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加速农村居民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的过渡,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模拟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农业补贴转向的经济环境,并且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农业生产总值都能够满足农业补贴对财政支出的要求,然而事实上,我国财政支农比重不仅明显偏低,而且提升速度缓慢,财政支农政策与其实际执行力度严重偏颇。     

基于ELES模型的山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

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计算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及价格弹性值,比较分析了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结果表明,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提出要重点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政府要加快推进市域城镇化、改善消费环境、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动态演进及趋势

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和马尔可夫链方法,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布的动态演进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布都呈现明显的"双峰"状,一直处于两极分化状态。从其分项收入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由"双峰"演变为"单峰"状,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消失,收入差距缩小。从马尔可夫链的稳态分布来看,各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仍然保持较大差异,短期内难以实现均衡发展。     

拉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促进南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南京农村居民消费对推动南京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南京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南京市农村居民消费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为了推动南京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提出了稳步提高南京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更新消费观念等一系列对策措施。     

“新农保”精算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根据＂新农保＂制度运行机理,建立了个人账户的精算模型,并结合人口寿命分布模型,预测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支缺口。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比直接在银行储蓄获得的收益更大,新农保值得参保;参保方式多样化,参保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年龄、参保喜好、收入水平以及预期期望可领取的养老金水平来选择开始参保年龄、缴费水平和缴费年限;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存在21%的缺口,不过缺口额占GDP的比例较小,并且增长缓慢,政府将有较充裕的时间对制度进行改进。＂新农保＂基金缺口产生的原因是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应适时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系数和退休年龄或者将个人账户养老金进行市场化投资运营,来保障新农保基金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