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公共祭祀活动的社会考察

明清时期，山西公共祭祀活动极为普及，成为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事务，从社会心理活动来看，集体认同是其主要因素，从经济角度考虑，公共祭祀主要为了多方筹资，减轻民力。在举办公共祭祀活动时，国家参与其间，时而支持，时而限制，在政策上表现出时段性与间歇性。     

阎锡山与民初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民初山西所行村制 ,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 ,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他以实行编村、厘定村行政人员、推行村财务公开等为主要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开创了 2 0世纪中国行政村制度之先河     

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考察

在具有现代技术意义的自来水引入许多民族村落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也是民间社会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体现出乡村生活的共享性和集体意识。在侗族社会,水井承载着社会文化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意义,水井的修建与维护反映了"共同体"守望相助的意涵。随着自来水逐渐进入乡村社会,水井渐被废弃,村落日常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还将"集体"分割为"个体",自我与个人主义漫延,导致有的传统文化被逐渐消解。知识与话语、技术与伦理,在水井的物象与变迁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博弈的结果是乡土文化渐行渐远。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唐代乡村组织及其职能

唐代的乡村组织是对秦汉时期的乡里制、北魏时期的三长制和南朝的村落制的继承和发展.唐初乡长被废后,里正逐渐成为乡村事务中的执行者,通过符帖、牒的形式与县衙各司进行上下沟通,而村正则成为他的助手.乡村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籍账、授田、赋役、治安等方面的具体事务上,然各有侧重.以户数划分的乡里和按村落划分的村在唐朝并行,最终完成了“乡—里”结构向“乡—村”结构的转变.     

晋风新韵——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是中国梦在规划领域内的建设目标。在全国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山西也积极展开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实践工作。山西建设美丽乡村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规划措施:绿地规划改建——小游园建设和第三产业调整——休闲养生农业。     

“海峡两岸乡村发展论坛”在江西农业大学召开

来自海峡两岸100多位乡村建设领域的学者、企业家和社会工作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海峡两岸乡村发展计划。4月9日-10日,由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江西农业大学、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华青年交流协会、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文化大学、中兴大学、台湾神农科技发展协会共同主办,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江西农业大学“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协办的“海峡两岸乡村发展论坛”在我校召开。此次论坛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乡村发展界同仁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乡村发展,开拓两岸乡村建设合作空间而召开的,论坛的主要议题…     

城镇化进程中山西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山西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本文分析了当前山西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力资源困境,从完善人才梯队建设、健全培养机制和建立激励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策。     

晚清山西义学与寺庙文化的冲突

义学是清代中国乡村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山西，义学逐渐取得国家、绅士以及乡民的支持，破除寺庙文化的阻碍，在乡村社会不断扩展。在义学取代寺庙成为乡村重要公共事业的过程中，透过绅僧冲突、僧民冲突诸多事例，可以看出义学的发展推动着山西乡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促使其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      

日本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变迁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基于日本土库市町村与中国山西赤桥村的对比研究

战后日本的社会变迁,是由原来集中在村落共同体中的经济、行政和日常生活的功能按照不同的原理不断分化的过程。从日本土库地区来看,市町村主要承担行政服务功能,农协主要行使经济服务功能,村落则是居民日常生活单位。就山西赤桥村而言,自治单位的功能严重分化不足,理论上的村落自治体,应该是集政治、经济、生活功能于一体的,而事实上,村落组织各项功能急剧蜕化,根本无从完成上述功能的整合,于是出现了由"村庄自治"变成了"村庄不治"的无序状态。按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原理,重新整合村落社区的功能刻不容缓。     

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和农村集体行动衰败,对改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 2018年四川省 9585个行政村样本数据,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实证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阻碍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削弱村干部领导力,是劳动力转移抑制村庄集体行动的重要渠道。此外,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收入村和人口大村在劳动力转移中更加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场景,为纾解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村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古代乡村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基本特点——基于对陕西党家村古址的研究

历史上的党家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曾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从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以党家村古址为对象,依据史料并通过实地考察,研讨党家村在基础设施、治安防卫、教育和村落文化等公共生活方面的自主治理实践,分析其自主治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机制,并从中解释古代中国乡村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基本特点及其当代价值。     

舟山渔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现状与开发对策分析

舟山渔农村妇女是参与渔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推进渔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参与渔农村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舟山渔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同城市女性及长三角周边农村地区妇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渔农村女性自身发展以及新渔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文章以促进舟山海岛地区渔农村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研究目标,提出从政府和人力资源部门主导型的政策支持、各级妇联组织的扶助手段、妇女自身素质的培养等各层面的可操作的对策与措施,以促进海岛地区渔农村妇女人力资源开发,进一步加快当前新渔农村建设的步伐。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山西省翼城县村务公开 “难点村”治理工作探讨

村务公开作为农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是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有效途径。＂难点村＂治理是为村务公开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山西省翼城县为例,结合＂难点村＂治理工作,分析了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基于缸瓦窑村的考察

城市化进程和村落文化保护是一组难以破解的矛盾。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文化维新的机遇。利用村落特色文化资源融入城市体系,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营造村落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重视整体保护传承,恢复文化生态;合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最终达到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赢。作为特色文化资源丰厚的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     

村务问责:走向村务善治的责任规制机制

随着村域治理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受到了时代发展的挑战,推动村务管理向村务善治转变是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变革的内在诉求。基于"善治"理论的分析范式,村务治理的可问责性是现实村务民主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分析村务问责建制的重要实践价值的基础上,从问责主体、客体、内容和程序4个要素梳理了村务问责体系,进而以村务定责、履责、督责和追责4个环节为核心内容分析了村务问责的内在运行机制,最后揭示了从问责文化的培育、问责法规的完善、问责渠道的拓宽以及问责公开的落实等4个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来保障村务问责机制的长效发展,以期通过村务问责的建制与完善来提升村务治理的民主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从而实现村务"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