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屡遭败绩。在对富强之道的艰难探索中,归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力量,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致力于对民众的启蒙,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推动了"科学信仰"的形成。"科学信仰"激发了国人追求科学事业的热情,抚慰了民众在社会动荡、信仰崩溃社会环境中焦虑不安的心灵。但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理解上的缺陷,也对民众的科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学与启蒙理念之逻辑关联反思

中西方关于"启蒙"的内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西文语境中的"启蒙",其原初涵义为康德所说的"对于自身的反思",是一种"自身/自身"的对话结构;汉语语境中的"启蒙", 沿袭儒家的"教化"理路,由"圣人"向"不知者"传达其"所知",是一种"自身/他者"的对话结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启蒙运动表现为"逆向双轨"的模式,但却缺乏鲁迅那种"自审"式的觉醒.文学的新启蒙主义注重带有原创特征的"内发性"资源,呼唤真正具有精神追问的、有思想深度的、风格独特的、不可归类的"创造型"作家与作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国家普法与民间维权——渐进式发展模式下宪政启蒙之路径选择

在渐进式宪政建设策略之下,国家普法与民间维权都在中国的宪政启蒙运动中起到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是,作为一种启蒙宪政理念的国家策略,我国法制宣传的政治性、易变性,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宪法中的"制约权力、保障人权"、"宪法也是法"的基本理念的张扬。民间维权也应突出蕴含于"公民"概念中的基本理性。     

严复资产阶级启蒙法律思想与中西法律文化

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 ,立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清末特殊的政治形势 ,严复首倡赋予中国民众以平等权、自由权 ,倡导资产阶级的法治主义 ,强调立法权和司法权独立的重要性。这些思想 ,使严复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资产阶级启蒙法律思想家。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论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

行政领导干部既是行政命令和组织秩序的执行者、维护者,又是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准绳的价值负荷者,是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责任行政者。行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来源于权力的委托关系、权力行使的道德基础和自由裁量权。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责任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必须承担法律的、组织的、公众的责任。责任重在落实,其行政责任的贯彻落实是以"依法"、"公平"、"正义"等基本内容为核心,以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当前农民启蒙如何可能?

新世纪以来,"启蒙反思"的深入讨论使我们对继续启蒙有了更多的自信。将启蒙与"三农"问题这个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启农民启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诉求。当前农民启蒙如何可能?首先必须围绕农民主体性建设这个核心任务展开,不能落在"你蒙我启"的思维窠臼里,同时又不能独断地将农民启蒙界定为农民不需经别人引导而实现的自我启蒙,为了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在农民启蒙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坚持"吃透两头"的路径,一头是启蒙者,一头是农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开启当前中国农民启蒙。     

杜维明“启蒙反思”论述评

由于启蒙运动及其精神遗产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启蒙反思成为当代人类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在肯定启蒙精神积极意义的同时,亦必须正视启蒙精神的三大盲点。在此基础上,要通过调动包括非西方文明与原初传统在内的多方资源,在对话中超越启蒙心态,成就多元现代性。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可以在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四层面为超越启蒙凡俗的人文主义提供思想资源。前辈现代新儒家主要是要将儒家思想在基本精神方向上纳入启蒙理性的范畴之内,与之不同,杜维明更为自觉地突显了儒家思想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的不同取向。如何更完整地突显建立在儒家智慧精神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现代儒学有待进一步解决的课题。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保护

21世纪是一个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时代,其特征是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当前广为流行的网络游戏在为企业带来商机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涉及虚拟财产的大量法律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应对法制和政策,似应在借鉴国外及港台地区的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相关法规和措施,切实维护民众的网络权益。     

论物权关系的法律调整——以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功能协同为中心

物权关系的法律调整不等于《物权法》对物权关系的调整，物权关系需要整个法律体系及其各法律部门协同调整。从历史来看，民法及其物权法并不能调整各种性质和类型的物权关系；从发展趋势看，经济、社会的社会化是物权关系需要各部门法协同调整的根本原因；从实践看，各部门法协同调整物权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客观要求。例如，民法及其物权法在调整投资经营公司或企业法人条件下形成的物权关系、国家和地方物权关系、合作制集体物权关系时存在着固有的劣势与不足，因此需要企业和公司法、国有财产法、合作社法等与民法及其物权法的功能组合，才能实现对这些物权关系的有效调整。     

网络社会个人信息侵权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社会中各种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的大量发生,传统民事法律将个人信息置于隐私权之下的保护模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个人信息利益保护的要求。个人信息侵权符合民事侵权行为的法律构成要件,因此,应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一种新的民事权利,而且应在遵循合法原则、告知原则、安全和完整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基础上完善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建立包括辅助侵害责任和代理责任制度和信息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内的法律法规。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权利的贫困与“三农”问题——给予“三农”问题的法治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即如何全面有效地保障农民权利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法律制度的构建入手,通过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确保农民的基本国民权利得以实现,从根本上消除权利的贫困,实现农村的富裕.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      

论民法生态化的主要价值与基本依据

生态文明时代要求已有法律制度进行不同程度的生态化。而在各种法律制度生态化的历程中,民法制度的生态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民法生态化主要有民法理论创新价值、民法研究方法论创新价值以及民法制度完善创新价值。尽管民法生态化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但民法生态化必须找到充分依据,才能使立法者甚至司法者坚定走生态化的道路。归纳起来,民法生态化的基本依据有宪法依据、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依据和国际法律文件依据。     

论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及启示

公众共用物起源于古罗马法,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之英国得到专门化规定。英国公众共用物法律不仅对其共用物进行明确定义,并构建公众共用物进入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公众进入共用物的权利。这种公众进入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公众共同使用的权利。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启发我国公众共用物法治构建应突破传统私法的规制,在构建使用制度时应符合我国现实需求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取向,有效缓解公众共用物悲剧的发生,保障公众的使用权利。     

农民工法律地位的界定及考察路径——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

农民工法律地位,是农民工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综合体现,它具有法定性、独立性、合法性等特点.考察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可以从法律关系切入:一方面,在抽象法律关系中,集中从宪法视角研究农民工在宪法关系中的根本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从多元视角观察农民工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相对法律地位.     

主体演化中的私法设定——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给予中国经济演变的启示

市民社会反映了追逐利益的私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与他人进行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随着这种关系在整个民族国家内持续扩张，甚至在民族国家间发生联系，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分离也日渐明显。黑格尔试图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探讨个体身份和私法之间的演变过程，即从道德主体向法人的角色转移及其承担的道德义务向法人义务的转化。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演化说明了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他人协作才能实现自身欲望的初衷。这种探讨对于剖析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不足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