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的话语空间与方法论转型

中国现代美学呈现出中西美学“交互转换”的情景:西方美学经历本体论、主体论之后,最终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论话语模式和无限膨胀的主体自身,而是以意象派、现象学为代表,采用非理性、意象直观等思维方式试图返回经验事实;而中国现代以来则是引介西方资源重塑美学学科,从学科框架、话语方式到哲学背景都是参考西方美学理论资源,以现代性启蒙的姿态和审美独立的话语诉求建设学院化的美学知识形态。这两者“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使我们认识到: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同时,也能看到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古典话语资源,并且也使中国现代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感性直观和审美文化构成了未来中西美学发展的双向维度,“体验——反思”的方法论转型也适应了未来美学的发展需要。     

空间转向与中国美学方法论转型

20世纪以来的空间转向对当代的学术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并主要呈现出两个维度的理论取向。一方面,空间转向延展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空间转向呼应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以体验的方式实现对主体心灵“第三空间”的追寻。同时,因为空间理论的主体性、自由性、体验性和学科互涉性,空间理论与美学理论出现了交叉渗透的景象,在二者的互动阐释中生发出崭新的空间美学。空间转向和空间美学直接促使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方法论原则的调整,经由“体验”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到“同情”的主体间性价值,再以“反思”实现美学的升华,构建出“体验-同情-反思”的美学方法论。     

从“美的本体”到“美的超越”——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的逻辑框架

在实践美学众多的理论维度中,李泽厚和高尔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把美的本质、美的生成以及美的呈现等问题都纳入到主体的"本质力量"及"主体实践"等范畴中,系统建构出一条从"美的本体"到"美的超越"的理论谱系。李泽厚实践美学对主体性的张扬、对"新感性"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体察以及"形象的自由"都给广大青年和普通大众以知识的启迪,呼应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文化启蒙。高尔泰将美的本源同主体实践进行联系,高扬了主体在美的创设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强调了"美"与"美感""自由"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不仅将自由看做是对规律的掌握,更是将其认为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从李泽厚实践美学对"美的本体"的追问,到高尔泰对"美的超越"的肯定,二人将实践本体纳入到美学研究和美学话语体系中,破除了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理论窠臼,建立起从"实践"到"自由"、从"主体"到"审美"的逻辑框架,促使美学实现自身话语的延展和文化启蒙的时代目标。     

论文艺学学科知识生产与知识形态的建构

针对本"学科"与"知识"危机而引发的知识形态研究,从根本上源于话语自觉。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是作为文学艺术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特定人文学科的理论观念体系与学科实践成果、社会行动效应的总称。其内涵同时包含知识谱系学、知识总体性、审美实践性和学科智慧风貌方面的规定性。知识形态问题域的设定,包含着主体认识论的深化、价值论的追寻,隐含着"行动意义的因果阐释"。文艺学知识形态与知识生产问题密不可分,知识生产决定了知识形态的整体面貌,而特定时期的知识形态也影响着知识生产的关系、惯习和生产环境,二者具有深刻的辩证关系。由此反思作为文学理论和文艺实践的科学,文艺学是一种审美经验的理性认知和感性实践的社会存在的历史化、地方化的学科。从根本上说是审美经验的理性呈现和历史性凝结、传承、深化,是具有历史化功能的审美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在知识场域的社会化建构中,知识分子以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智慧化活动,在文化空间变迁中呈现出历史(时间化)的美感。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与价值重估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学热"绝非仅仅是文学和美学层面的话题,其生成机制、话语内涵和思想脉络,都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变革密切相关。在"手稿热"、"译介热"、实践美学与文艺美学的表征呈现中,凸显的是从美学自律到社会启蒙、从知识场域伦理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拮抗关系。"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也并非仅仅指向学科自身,而是指向新时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权。知识"大生产"与"有限生产"双方此消彼长、人学取向的西学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框架体系相互规约,共同促进了知识的现代化转型。此种理论探索并没有伴随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化与美学边缘化而停止,相反,它所确立的场域伦理、现代视野和人学启蒙思路将继续长久而深刻地影响历史,以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以"共通感"的形式渗透进中国现代转型的公共性批判与建设之中,为主体的自由和解放而不断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话语转型与历史反思

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生成与延展来自于感性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人性启蒙和感性解放的历史诉求都通过美学的知识形态得以充分表达,此种学术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变革。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总体化国家领导策略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公共启蒙的分化。面对市场伦理对大众文化的推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以及文学审美实践的影响,大众审美文化以面向大众的姿态、平等多元的共存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介入性视角给美学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形成了从“终结”到“延续”的历时性叙事,“美学热”的精神理念与启蒙热情将持久地影响未来美学的发展。反思从“美学热”到审美文化的美学谱系,也存在“光晕丧失”和“主体困惑”等理论缺失,但也显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美学思考空间。     

中国生态美学的话语限度与空间特质

中国生态美学在后现代语境中产生并成为后实践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空间性"特质。生态美学所倡导的自然和谐的时空观、主客体融合相生的一元论以及个体生命力的完满,都是在对空间的体验、区隔、胶着和融合中完成的,空间性的心物体验性、家园空间感、天道空间观面对自然与主体、生态与审美、生存与超越的逻辑困境增添了崭新的理论活力,注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而新发掘出来的空间性特质也能有效弥补生态美学自身学科起点、逻辑属性与历史语境的学科困境和话语限度,沟通了生态学和美学的学科拮抗,实现了个体性审美体验与群体性生态关照的融合。同时,"直观—体验—反思"的方法论启示也使得生态美学真正成为有"学"更有"美"的美学学科形态。最终,使得生态美学不仅仅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使其有效地介入现实的艺术经验、审美实践和当下的文学研究,提升理论的普世性与介入性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人学谱系与文化启蒙

审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线索,人性、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石,并且成为推动社会革命、促使文化启蒙的核心。第一阶段是以毛泽东、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大众审美启蒙论,他们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阶级革命理论,将“为大众”视为美学和文学的最高目标,并以群体启蒙的方式建构全新的“人民美学”。第二阶段是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主体性理论,以朱光潜后期的实践美学改造、蒋孔阳的“美感论”以及李泽厚的“美是自由的形式”为代表。美学家试图发掘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有关个体主体、感性、形象、自由等维度的元素,完成美学从集体话语到个人主体、从物质实践到精神体验的理论谱系。第三阶段则是在新时代呈现出集体性与个体性相互交融、审美愉悦和时代责任相互推进的场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学话语释放了强大的理论包容性和生命力,能够进一步延续美学的主体性和人民性特质。     

“美的本质”的早期讨论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奠基

中国现代美学体系是以"美的本质"问题为理论基点,以"美"与"美感"问题为两大基本向度而展开的现代知识学建构。范寿康对"美"的审美心理学讨论,吕澂对"美"的审美价值学讨论,徐庆誉对"美"的知识社会学讨论,以及戴岳、陈望道对"美感"问题的现象学、分析美学讨论,蔡仪对"美"与"美感"的科学主义讨论等,分别从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两个方面,为中国现代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根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体系话语言说的原点。     

文化形态与诗性话语:中国传统美学的两大知识特征

与西方美学相比较.中国传统美学没有形成一套学科性的知识体系,而是以一种宽泛的审美文化形态而存在;与之相应,它的表述方式也不同于西方美学使用的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话语,而是以诗性话语为主.文化形态与诗性话语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两大特征,不仅具有突出的民族性,而且使审美认知与实际的艺术体验达到了高度吻合,对今天的文学艺术批评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