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新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

与以往所研究的“经营村庄”不同,“新经营村庄”以项目治理为导向,运用“经营”的行为逻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逐步加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进程是项目进村的制度背景,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运作构成“新经营村庄”的体制性内涵。通过对村级组织经营行为的考察,从项目开源、优化配置、资源援引、产业提升的经营路径剖析“新经营村庄”的“新”经营和实践样态。研究发现,“新经营村庄”是一种以项目为要素并耦合村庄公共利益的经营行为。村级组织通过引入项目资源并以村庄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的“项目-治理”的治理逻辑,能够再生产出村庄治理效能、产业发展、公共利益,从而实现村级治理组织化、产业发展持续化、公共利益取向化。     

村庄治理的人才资源瓶颈

乡村建设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以建设和谐农村社会为前提的农村组织化过程，农村的组织化必然会涉及到村庄治理，所以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村庄治理过程。合格的治理人才是好的村庄治理关键．而当前农村社会受到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治理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收入与职业分化视角的分析

提升村庄治理质量的目标之一是要提高农民生活满足感。本文利用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的农民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模型探讨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影响,并从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视角分析了村庄治理质量对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村庄治理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进一步从收入分化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中等收入的农民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低收入农民,最小的是高收入农民,从职业分化的视角来看,村庄治理质量对纯农业型农民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非农业型农民,最小的是兼业型农民。基于该研究结论,建议强化村庄治理质量,重视农民收入和职业分化以增进农民生活感受满意度。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当前,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农村共同体面临消解。本文基于皖南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能够再造村庄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组织治理弱化的现状,通过治理权威形塑、治理资源强化和治理形式多样,增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垂直激励、村庄治理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面对严峻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难题，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向农村输入资源具有重要价值。然而这一价值不应局限于兜底保障功能，更要从激励视角促发村庄养老服务供给自主治理的活力。运用扎根理论，在对山西省日间照料中心的研究中发现，政府以垂直激励来激发村庄治理进而推进村庄养老服务的生产，其中激励感知为差异化的传导中介。整体而言，从激励理论视角揭示了这一情境中的“前台-后台”作用机制。垂直激励为村庄治理开启了引擎，并键入了制度生成，但也存在难以触达村域治理主体心理层面与激励感知窄化两重约束。因此，应当注重通过垂直激励引导村庄内生激励生成而非仅仅作用于激励感知层面，注重对村庄能人认知观念和村级党组织进行非物质激励的构建，以及开发整体性的差异化激励策略。     

村庄人口差异与村庄社会整合——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

人口流动与社会整合的关系是一个经典性话题,但就农村社会整合而言,随着人口大流动时代的到来,相关理论解释不仅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需要做进一步的延伸。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数据,从村庄人口差异出发探讨了其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人口差异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但不同的测量指标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各个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村庄社会整合,其带来的村庄人口差异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提出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庄社会整合的几个思路或方向,即:立足于村庄人口差异、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创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并在最后进行了研究反思和研究展望。     

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村庄公共性建设

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建设是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村庄公共性由改革开放前的理想化向改革开放后的理性回归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传统退现代进以及公共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困境,亟待在协同治村、合力并进中实现真正的蜕变。强化村庄公共性对培育时代新农民的耦合和递进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靠农业农村无望的难关;强化其对和谐村庄建设的协调和联动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理念下的乡村振兴伟业。     

“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村庄本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

由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过度依赖,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主体性明显不足。基于对中国国情和村庄特点及实际处境的判断,文章提出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导向和发展思路,强调农村社会工作导向应从个人、家庭服务转向村庄服务,从问题解决转向关系调适,从经济帮扶转向文化帮扶。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在村庄社会关系调适、经济资源整合与共同体意识培养方面等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助力培植农村发展的内源动力,其要义在于更好地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发展,并在专业理论、知识体系和实务模式创新上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消逝的农业与并未消逝的村庄

中国的农村因为城市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根据对北方农村YGZ村的一些记忆和调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消逝的是农业生产活动,并非村庄本身.观察表明,YGZ村依然保持着小农经营模式,只是其粮食生产已经淡出了主营生产活动范畴,与农业产品转变和土地调整、城市建设以及粮食价格调整等有密切关联.务工经济已经在村民的尝试中形成主体发展形式,走出农村,在“城市”的机械式的部门生产中投入汗水、赚取财富;但与空心村不同,该村村民并未放弃土地,干中学、干中试,不断探寻着自己的生存道路.而时至当下,YGZ村村民或将又需要面临一个新的选择.该村庄的未来在哪里？仍需要研究不断地追问;遵循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从典型事件分析出发依然是后续研究展开的有效手段.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彩礼流动视野下的村庄治理秩序——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基于地方治理视角,运用案例比较方法,本研究遵从“观念—主体—结果”的分析路径,研究彩礼流动视野下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逻辑和演化规律,以丰富政治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版图和地方话语。通过两个典型案例比较进一步探寻发现,Y村内生性规范较强,彩礼的双向流动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联结,村庄秩序稳定;W村内生性规范较弱,彩礼的单向流动冲击和破坏了乡风文明,文化秩序异变导致农村家庭经济紊乱,延致村庄治理失序。最后,借助“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秩序—价值观念”的关联机制性回塑,窥探影响村庄治理秩序形构的内在要因,并提出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方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