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分化及特征分析——基于长三角858户调研数据

本文基于就业模式、非农职业层次、非农收入水平以及养老保障类型等多维度构筑了失地农民就业分化的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对长三角地区858户失地农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征地后,农民就业状况发生显著变化,总体上失地农民的短期非农收入和养老保障水平得到了一定改善,其中对中低层农民的改善效应尤为明显,但在就业模式和非农职业层次方面呈现出显著分化态势,未来可能导致失地农民在长期收入及保障水平的差距扩大,进而诱发群体分化的风险;进一步运用R-Q模型分析显示,人力资本是造成失地农民群体就业分化的核心因素,而征地用途、补偿方式等征地因素对失地农民就业行为演化也构成了一定影响.本文认为,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要将促进区域就业增长和民生福利改善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在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民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其个体及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以构筑促其市民化转型的长效机制.     

基于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探讨了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能力属性,进而构建包含多维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的SEM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苏南地区482户失地农民调查样本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总体处于偏低水平,其中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的瓶颈效应尤为突出;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积极意义,而人力资本变量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揭阳140个失地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广东揭阳R安置区140个失地农户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满意度较低,就业现状、被征地意愿、政府征地方式、是否实行听证制度、对补偿标准的看法、补偿分配是否公平、是否提供就业扶持、是否提供养老保障、是否提供医疗保障等变量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等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被征地意愿和对补偿标准的看法最显著。是否签订合同、是否提供生活补助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显著性不强。为提高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的被征地意愿,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范补偿分配行为,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开展养老和医疗保障工作。     

失地农民雇佣就业、自主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的调查

论文基于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的调研数据,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实证分析失地农民雇佣就业、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再就业培训、家庭非农劳动收入等对失地农民就业,包括被雇佣和自主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拆迁收入等变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适量的拆迁补偿相对而言能够促进失地农民的创业活动.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就业培训体系、社会保障体制、扶持失地农民创业及探索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金发放模式等政策建议.     

人口城市化视阈下失地农民征地补偿与就业扶持的国际借鉴

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以各自特有方式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与就业扶持问题。在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和就业扶持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借鉴他国的经验教训并为我所用。通过分析各国在征地补偿、就业扶持等方面采取的各有特色的制度安排和相关政策,为我国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就业扶持提供一些启示:如加强立法保障、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制度、遵循市场原则、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并给予差异化的补偿、技能培训形式多样化、注重考核与资格认证、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就业等。因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差异化的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模式,培训出"技能素质高、就业能力强"的失地农民。     

完善征地制度保护失地农民权益

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着“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征地程序不完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以及土地补偿费分配不合理等弊端,产生了失地农民心理压力增大,生活、就业、养老和健康无保障等问题,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受到极大损害。因此,应该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完善征地程序,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扩大征地补偿范围,合理分配土地补偿费用,重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就业培训,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护失地农民权益。     

征地补偿制度与失地农民边缘化关系研究

农民失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针对我国目前失地农民普遍存在的收入下降和就业问题,提出失地农民边缘化的观点.在对我国建国以来征地补偿制度变迁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特点;从土地征用的政府垄断权、征地补偿价格以及就业安置等方面分析了征地补偿制度与失地农民边缘化的关系;提出解决失地农民边缘化问题的核心不是征地补偿价格的确定而是安置和就业,而安置和就业的重心是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等观点.     

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瓶颈的关键所在,而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决策。基于四川省4市471个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土地流转能够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倾向,即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其市民化倾向越强烈;第二,高层次非农就业除了具有正向影响市民化倾向的主效应外,还在土地流转与市民化倾向的关系中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调节方向表现为,减弱低土地流转程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高土地流转程度导致的正面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了稳妥推进土地流转、着重保障城市就业权益、合理引导进城目标设定等政策启示。     

农民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我国征地制度改革

运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框架从失地农民可行能力视角对我国征地制度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征地制度框架下,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总体上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恶化、社会机会不足和防护性保障缺失三个方面.指出应该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具体措施应包括: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善失地农民的经济条件;改革征地补偿费分配制度,保证失地农民得到足额经济补偿;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投入,给失地农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机会;重视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逐步建立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对失地农民的防护性保障;改革征地程序,保证被征地农民参与征地过程中的重大决策.     

失地农民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杭嘉湖地区为例

失地农民的职业发展问题是关系失地农民生存发展与市民化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杭嘉湖地区失地农民就业率较高,创业情况较好,创业氛围良好;但同时存在失地农民对总体工作满意度不高,就业稳定性不足,就业创业遭遇"瓶颈",人力资本和技能培训不足,社会资本不足,存在一定的"等靠要"思想等问题。因此,需要重视失地农民的职业发展规划,加大失地农民就业创业的扶持力度,创新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机制,同时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

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镶嵌于他们的社会网络之中。依据实地调研资料,本文在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其市民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1)失地农民与原市民的关系影响其对市民角色的评价和认同;(2)失地农民的邻里和亲缘关系在征地后稳定中有变化,工具性倾向增强,失地农民原有的社会资本受到影响;(3)失地农民的业缘关系还非常薄弱和不成熟,给其市民化带来制约;(4)社区居委会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发展和市民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需要促进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开放性,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拓展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推进其社会资本的再创造;重视发挥居委会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发展及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发展失地农民及其子女的教育,提升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水平。     

关于失地农民就业冲击的实证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问题随之产生。通过对南京市失地农民的调查,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失地农民遭受就业冲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户主、性别、健康状况、是否获得一次性货币补偿和生活费补助对失地农民是否遭受就业冲击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文化程度、征地用途、征地补偿金数量、征地前家庭年收入对失地农民是否遭受就业冲击有显著影响。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创新

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虽然我国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了补偿,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失地农民仍然蒙受着经济权益的损害、政治权益的剥夺和社会权益的缺失.因此,制度创新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有效途径.应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健全农民承包经营权权能;完善土地征用制度,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严格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就业保障机制.     

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失地农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面临许多问题,其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不容忽视。以四川省荣县220位失地农民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意愿、就业现状、是否得到就业扶持、是否有医疗保险等6个因素对失地农民生活是否满意影响为正,而征地补偿标准、住房面积、交通条件等5个因素的影响为负。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完善就业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住条件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甘肃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典型模式调查研究——以兰州市安宁区邹家庄社区为例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失地的农民日益增多,他们"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失地引发的社会问题受到各方关注,因此,对兰州市失地农民的土地征用与补偿、拆迁与安置、基本保障、就业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提出积极探索失地农民安置方式,提高补偿标准,让农民得到更多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征地政策与法规;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广开渠道促进就业等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策建议。     

征地补偿标准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

本文利用净现值估价理论,为我国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设计了一个估算模型,认为依据土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估算征地补偿是科学的,但补偿倍数应根据土地的投入产出比、年产值增长率和失地农民使用征地补偿款能够获得的年收益率等指标进行测算。运用近9年实际资料估算,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应为土地年产值的24.28倍左右,现行"30倍"的最低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总体上是充分的。当前,失地农民实际补偿不足的根源,一是法定最低补偿标准没有得到执行,二是征地补偿款被乡村截留,分配不合理。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关键在于严格征地补偿估算方法,理顺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使法定的征地补偿能真正足额地落到失地农民的手中。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逐步向城市聚集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实现农民市民化、就业非农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力度也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目前的征地和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办法造成了被征耕地的严重浪费,失地农民的生存、就业状况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他们的利益亟需得到保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一些保护失地农民利益的政策建议。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稿约

本文利用净现值估价理论,为我国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设计了一个估算模型,认为依据土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估算征地补偿是科学的,但补偿倍数应根据土地的投入产出比、年产值增长率和失地农民使用征地补偿款能够获得的年收益率等指标进行测算。运用近9年实际资料估算,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应为土地年产值的24.28倍左右,现行"30倍"的最低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总体上是充分的。当前,失地农民实际补偿不足的根源,一是法定最低补偿标准没有得到执行,二是征地补偿款被乡村截留,分配不合理。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关键在于严格征地补偿估算方     

失地农民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4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5市(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1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2个行政村的437户失地农民进行了实地调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及失地农民是否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计量结果表明:影响失地农民意愿补偿金额的显著性因素有非农就业比率、家庭收入在本村水平、土地被征收的面积、剩余土地的面积、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被赋予的知情权;影响失地农民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有家庭非农就业比率、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土地被征收后家庭年收入、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