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基于供给者需求角度

以福建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供给者诱导需求角度,采用Probit型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高科技医疗(如CT、MRI)服务利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付结构因素之后,病床密度与医生密度会引发医疗服务供给者的诱导需求行为,使患病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概率显著增加;按病种付费或总额预算制的医疗支付方式改革则显著降低患病农户的高科技医疗利用概率。因此,新农合制度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必须是合理引导和有效控制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从而使新农合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政策功能。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基于供给者需求角度

以福建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供给者诱导需求角度,采用Probit型实证分析方法,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高科技医疗(如CT、MRI)服务利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付结构因素之后,病床密度与医生密度会引发医疗服务供给者的诱导需求行为,使患病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概率显著增加;按病种付费或总额预算制的医疗支付方式改革则显著降低患病农户的高科技医疗利用概率。因此,新农合制度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必须是合理引导和有效控制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从而使新农合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政策功能。     

新农合的福利效果与改革方向——基于供给者诱导需求的分析框架

现阶段新农合政策对医疗费用的控制主要着眼于共付机制的需求方约束,这必然以降低农户福利水平为代价。在医疗服务供给者诱导需求的条件下,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引致的过度诊疗必然带来医疗费用急剧膨胀,最终造成医疗资源配置严重浪费和低效率。基于以供给者诱导需求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对我国现阶段新农合政策的福利效果进行了阐述,认为影响新农合政策中医疗服务供给者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市场竞争形态、信息不对称以及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并据此认为,新农合的改革方向应以控制医疗供给方的道德风险为核心,真正提高农户从新农合制度中享受到的福利和收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

利用东、中、西部地区三县的样本数据,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运行现状。二项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三地农户的参合率高低普遍受其家庭经济能力的影响,农户参合一定程度表现为一种群发性行为;受农户对制度认同度和熟悉度不同的影响,农户观念的转变是影响参合率的重要因素。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新农合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异地报销问题上。完善新农合制度的总体思路在于有步骤地推动制度的本地化。     

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地区的调查

文章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及利用状况,并与非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及利用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差,医疗服务需求更高,但医疗服务利用率较低。运用两部模型法分析结果显示:疾病严重程度、地区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和非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都具有显著影响;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新农合、是否患有慢性病、自评健康状况等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大于非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平等性显著。新农合制度有效地促进了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率。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福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就诊行为实证分析

以Grossman模型为理论模型,采用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等计量方法对福州市所辖闽清、连江、闽侯等6个县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中的就诊行为、就诊单位的选择、就诊的医疗费用负担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户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影响农民的就诊选择;文化程度、健康情况、负担系数、收入水平、家庭规模等因素影响较显著,而性别、年龄以及是否党员、是否村干部等因素影响较不显著。（2）到就诊单位的距离影响了农户对就诊单住的选择。（3）“新农合”制度对减轻农民负担有积极影响。建议,应当尽量提升报销比例,降低报销起付线,尽可能简化与农民相关的制度安排;要合理利用合作医疗基金。制定适宜的门诊和住院补偿方案等。     

西部贫困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自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西部地区实行试点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保持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缓解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有利于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然而,由于西部贫困地区农民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新农合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目前,我们应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转变目前的农业医疗筹资原则及筹资程序;加强对医疗供方的监督和规范,以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从而保证新农合健康、良性发展.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农村老年人灾难性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以我国新农合全民覆盖为背景,利用完全外生性样本,实证分析了新农合对农村老人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村老人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没有明显变化,根据重新界定,大致在1%左右;新农合对降低农村老人灾难性医疗支出无显著影响,其发生率主要取决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及自身的健康状况。从对传导机制的分析来看,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农村老人的就医主动性,从而可能增加了农村老人的医疗服务支出,导致新农合政策对缓解农村老人大病医疗可负担性的作用不显著。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一轮林权改革后,福建集体林区林权经营方式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林农对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权.首先主要分析了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特征及问题,进而基于福建省三明市实证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林地资源质量、林地面积及林改对林业收入、家庭资产和资源利用的影响等因素对农户林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在分析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对不同林业经营模式的效率提升和发展方向提出了对策建议.     

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基于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

基于CFPS 2018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从教育支出、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等3个方面检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对农户教育支出则影响不显著;女性家庭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有效抑制了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多渠道确保农户稳定增收、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等对策,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新农合制度实施效果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的调查

新农合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着居民享受医疗保障的待遇水平。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重庆市的新农合实施状况展开调研,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从个人及家庭特征、参合情况等方面,分析影响新农合实施效果的因素。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缓解新农合资金短缺困境,推动农户参合的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新农合的认知度;新农合经办机构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群众对新农合的满意度。     

城镇化视角下的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5个市的农户调研数据

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本文在城镇化背景下,基于农户角度,通过入户调查和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家庭所在区域、城市购房打算等社会化因素,和土地收入、土地社会保障等土地功能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化因素和土地功能因素对土地流转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养老替代效应研究——基于CHARLS的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与2015年两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分析了以新农保、新农合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经济供养、医疗供给的替代性效果,实证研究发现: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提供的经济供养、医疗供给具有替代性,但替代程度均较低;新农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医疗参与率,降低其医疗担忧;同时,基于异质性讨论进一步发现,个人(家庭)保障能力越低,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养老的替代效应越明显。因此,要加大新农保、新农合等社会保险政策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带来的经济与医疗福利效应,在有效提高政策补贴标准与范围的基础上,着重关注农村留守老年人群体的养老与医疗困境,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倾斜政策。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健康的影响

从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视角入手,基于陕西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欠发达地区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非农生产者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社会资本对中老年健康影响显著;年龄对中老年人健康影响呈“U型”,拐点在56岁;家庭收入对健康有正效应,而医疗支出的效应为负;参加新农合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说明其参合行为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由此,建议关注农业生产者的身体健康,积极应对职业分化对农村人口健康管理的挑战,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建设,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以增强中老年家庭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并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建设以防范道德风险。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